阿拉巴马州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阿拉巴马州是本书叙述美国南方转型的核心场景——当地通过法律和政治制度实施种族排斥,而民权动员和联邦行动则帮助打破了这一制度。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始于罗莎·帕克斯因坐在为白人保留的区域而被捕;此后发生的更广泛制度变革,从投票权延伸至就业和经济机会。
种族隔离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
1955年12月1日,罗莎·帕克斯因拒绝离开蒙哥马利克利夫兰大道一辆公交车上为白人乘客保留的区域而被捕。司机詹姆斯·布莱克报了警;警员的报告记载帕克斯拒绝挪动,布莱克依据《蒙哥马利市法典》签发了逮捕令。她被处以十美元罚款,另须支付四美元的法庭费用。帕克斯当时已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蒙哥马利分会的秘书;该组织致力于挑战南方的制度。
她被捕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随之展开。到12月3日,马丁·路德·金和其他黑人领袖已组织起协调行动,呼吁黑人居民不要乘坐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持续至1956年12月20日,并推动了后续进程,最终促使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阿拉巴马州和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种族隔离法律违宪。这一事件表明,个人的反抗行为若得到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支持,便能使地方性的种族隔离成为更广泛政治与法律斗争的一部分。
政治排斥与联邦干预
公交系统属于白人政治控制这一更广泛结构的一部分。在南方,投票税和识字测试曾被用来剥夺黑人选民的投票权;测试也遭到操纵,使贫穷且不识字的白人仍能投票。阿拉巴马州的制度秩序还受到代表权不平等的影响——与种植园主精英相关的乡村地区,在州议会中相较城市地区拥有过多代表席位。1962年,最高法院在贝克诉卡尔案中的裁决确立了选区代表权一人一票标准,对这种选区人口分配不均提出挑战。
联邦干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院裁决需要落实。19世纪90年代,旨在赋予南方黑人选举权的联邦立法未能得到执行,当地执法机构仍由白人精英和民主党控制。到了民权运动时期,黑人动员增强,南方政治力量对种族隔离的支持减弱,联邦政府因而更愿意采取行动。1964年民权法案取缔了范围广泛的种族隔离法律和做法;1965年投票权法案禁止识字测试、投票税和其他剥夺选举权的手段,并扩大了联邦对州选举的监督。
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变化
投票率的变化体现了改革的影响。在阿拉巴马州,符合资格的黑人居民中投票者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约10%升至1970年的50%。这些变化改变了地方和国家公职的选举结果,也削弱了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党对歧视黑人的制度所给予的政治支持。
政治参与渠道的开放也有助于改变经济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改革之前,黑人几乎完全被纺织厂工作排斥在外;1960年,他们约占南方纺织厂雇员的5%。到1970年,这一比例升至15%,到1990年则达到25%。随着就业歧视减少,教育机会有所改善,南方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更加充分。该地区1940年的人均收入约为全国水平的一半;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开始,其增长速度加快,到1990年,收入差距基本消失。
阿拉巴马州与南方转型
本书将南方榨取性制度的终结描述为受到歧视的人们组织起来、争取权利并推动变革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自动带来的后果。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抵制运动使这种挑战清晰可见;联邦法院和立法则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助力,而地方行动者单靠该州既有的权力结构无法取得这种助力。
这一转型取决于南方在美国国内的地位。与完全独立政权中的精英不同,南方领袖受美国宪法和联邦制度约束;民权组织可以将诉求带出本地区,并动员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和法院。因此,阿拉巴马州展现了集体行动与联邦权威如何相互加强,将对种族隔离的挑战转化为政治参与和经济机会方面更广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