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地区横跨墨西哥南部、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西部的部分地区，是一个以彼此独立的城邦而非统一帝国为基础的复杂文明的家园。其历史既展现了攫取性制度可能取得的成就，也说明了这类制度的脆弱性——政治等级制度和有组织的劳动力支撑了城市发展，而权力争夺则助长了衰退与崩溃。

地貌与政治组织

玛雅城市约于公元前500年开始发展。早期建城阶段在公元一世纪的某个时候以失败告终，此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为约公元250年至900年的古典时期奠定了基础。这些城市有时会合作，尤其是在战争中；有些城市也受其他城市支配，但它们从未联合成一个统一帝国。通过各自的象形文字，可以辨认出约五十个城邦。当地居民使用约三十一种彼此密切相关的玛雅语。

约从公元100年起，蒂卡尔发展出由库胡尔·阿豪（意为神圣领主）领导的王朝制度，并由贵族等级体系予以支持。统治者在这些精英的协助下组织社会，人们认为统治者能够与诸神沟通。现存记述没有发现这一政治秩序中存在民众参与的证据。相反，记述所描绘的是统治者向农民征收贡赋，并组织劳动力修建纪念性建筑的制度。这种中央集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并支持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将权力集中于统治阶级手中。

城市发展与实物证据

玛雅文明的成就体现在文字、历法和建筑之中。至少有一万五千处铭文留存至今，记录了精英生活、文化和宗教的种种面貌。各城市共用玛雅长纪历，从公元前3114年的一个固定起点起计算年份；赋予这一日期的意义至今不明。玛雅建筑者独立发明了水泥，而建筑和有明确年代的铭文使考古学家得以追踪各座城市及整个地区的兴衰变化。

有明确年代的纪念碑数量提供了一项衡量扩张程度的指标。约公元500年时，记录在案的纪念碑寥寥无几——对应公元514年的玛雅长纪历日期仅有十座。到公元672年，数量增至二十座；至八世纪中叶，则达到四十座。此后数量急剧下降，九世纪时每年仅有十座，十世纪则一座也没有。这些记录表明，玛雅城市曾经扩张，并从八世纪末开始收缩。

科潘——王朝与人口

科潘为这些变化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例证。Q祭坛记载了一个王朝的统治者世系；铭文显示，该王朝由基尼奇·亚什·库克·莫创立，他于公元426年掌权。这个王朝延续了约四百年。其统治者包括第十三任国王，铭文象形文字被译作“18兔”；继其之后的是烟猴和烟壳，后者于公元763年去世。第十六任统治者亚什·帕萨赫·钱·约阿特继承了烟壳。亚什·帕萨赫之后，铭文和建筑记录便告中断；这个王朝似乎不久后遭到推翻。一块残片提及另一位国王乌基特·托克，他可能是觊觎王位者，而非合法继承人。

黑曜石证据也为追踪科潘规模的变化提供了独立依据。考古学家安·科琳·弗雷特、南希·冈林和戴维·韦伯斯特利用黑曜石水化法估算石片的开采年代，再绘制科潘谷地出土物的分布图，以重建公元400年至1250年间聚落的发展情况。根据这些分布，他们估计公元400年至449年的人口约为六百人，并在公元750年至799年达到峰值，即二万八千人。当时的科潘比伦敦或巴黎更大，不过包括蒂卡尔和卡拉克穆尔在内的其他玛雅城市无疑仍然更大。约从公元800年起，人口开始下降；到公元900年时已降至约一万五千人，之后继续减少，至公元1200年回到约八百年前的水平。

扩张、不稳定与崩溃

玛雅地区的历史并非一次单一而整齐划一的崩溃。早期城市在公元一世纪走向衰败；此后出现的政治秩序支撑了玛雅古典文明的繁荣；而这个更为复杂的文明则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衰落。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抵达时，蒂卡尔、帕伦克和卡拉克穆尔等遗址上的大型神庙与宫殿已被森林掩没，直到十九世纪才重新为人发现。

相关论述将该文明的成就及其脆弱性与其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中央集权统治、贡赋和有组织的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发展，但攫取性制度也使控制攫取机制及其所依赖资源成为各方争夺的目标。相互竞争的集团为成为攫取者而展开的斗争造成政治不稳定，这是此类制度下经济增长面临的一项根本限制。因此，该地区的兴盛与收缩构成一个比较案例，说明政治组织能够支撑显著的发展，却无法保证这种发展的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