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是本书论述的核心案例，说明微小的初始差异如何演变成巨大的历史分野。黑死病之后，东欧地主控制了更多土地，并加重了农民的义务，而没有接受英格兰兴起的较开放劳动力市场。随着西欧对东欧农产品的需求扩大，这一制度逐渐固化为第二次农奴制——东欧仍与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相连，但农村生产者被束缚于为地主服务，而不能作为自由劳动者参与其中。

黑死病之后——分化的道路

瘟疫给东欧和西欧带来了程度相近的人口冲击；劳动力短缺使两个地区都面临工资上涨、自由增加的压力。差异在于，政治权力和劳资关系如何调节这种压力。在英格兰，劳动者拥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抵制恢复旧有劳动条件的企图；在东欧，地主组织得更好，拥有更大的地产，而且当地城镇较弱、人口较少。地主利用这一优势扩大地产，并侵蚀农民原已享有的自由。

本书并未将这种差异说成地理条件或古老、固定的分界所必然造成的结果。1346年，东西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还没有明显分化。英格兰和匈牙利甚至由同一家族的成员安茹家族统治。瘟疫动摇了既有秩序，而土地所有权、组织能力和城市实力方面相对微小的差异，有助于决定谁能塑造随后的局面。到1600年，这些差异已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

1500年以后，西欧的需求促使东欧地主通过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来提高农业产量。阿姆斯特丹进口的黑麦有百分之八十来自易北河、维斯瓦河和奥得河流域；不久之后，荷兰日益扩大的贸易中有一半与东欧有关。因此，商业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东欧劳动者获得了与更具包容性的市场相伴的自由。它增强了控制土地和劳动力者的优势。

第二次农奴制及其代价

第二次农奴制比中世纪早期的旧式农奴制更为严苛。地主提高了对佃农自有地块征收的税赋，并拿走一半的总产出。在波兰的科尔钦，为领主劳动在1533年还有报酬；到1600年，其中近一半已变成无偿强制劳役。这些数字展现的并非骤然变化，而是一系列逐步加重的义务，它们不断将农业生产的收益转向地主。

德意志各地的劳役要求也不断增加。1500年，梅克伦堡的劳动者每年只需服几天无偿劳役。到1550年，这一义务变成每周一天；到1600年，则增至每周三天。领主的权利还延伸到下一代——劳动者的子女也必须无偿劳动数年。1514年，匈牙利的地主完全控制土地，并规定每名劳动者每周服一天无偿劳役；这一要求在1550年增至两天，到世纪末又增至三天。到那时，受此类规定约束的农奴已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其结果是一种商业联系与社会强制并存的独特格局。东欧生产者种植西方市场所需的谷物并饲养牲畜，但生产安排限制了他们的迁徙、经济机会以及对自身劳动的掌控。该地区参与了市场经济，却并非参与一个包容性的市场经济。它的农业产出满足了西方需求，但支配生产的制度剥夺了大部分农村人口从这种交换中获益的自由。

政治权力与地区差异

制度差异并不局限于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西欧的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等强大中央集权国家，拥有能够约束统治者的政治制度，包括议会、法国三级会议和各地等级议会。西欧的农奴制也已消失。东欧则发展出不同形式的权力集中，包括精英掌控农村人口、限制其经济机会的政治秩序。

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施拉赫塔贵族势力强大，足以引入国王选举。选举的存在并未使政治秩序具有包容性——这一精英统治仍是攫取性的，而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社区，农奴既没有迁徙自由，也缺乏实质性的经济机会。再往东，彼得大帝巩固了更为严酷的专制主义。到1800年，欧洲各地的差异已十分明显——东欧仍以农奴制为特征，而西欧已不再如此。

本书将这一分化视为历史进程的结果，而非东西欧始终存在根本差异的证明。黑死病构成了一个关键节点——这场动荡打破了权力平衡，为更具包容性的制度或更具攫取性的制度开辟了道路。在东欧，地主在组织能力和土地控制方面的优势，帮助他们将劳动力短缺以及西方需求的增长转变为奴役制度的复兴。冲击为强势群体提供了加深既有差异的机会，因此微小差异变得举足轻重。

革命、改革与工业化

这些制度差异的后续影响，在工业化扩展期间逐渐显现。在东欧大部分地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和根深蒂固的农村关系限制了新经济机会的采用。奥匈帝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落后程度进一步加深，而这些国家的专制君主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之后东欧较早形成的分化，是该地区难以分享工业化收益的背景因素之一。

法国大革命及随后的战争提供了另一条制度变革道路。法国革命军和拿破仑军队进入了封建义务、农奴制和行会限制仍然强大的地区。在普鲁士以及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部分地区，农奴仍被束缚在土地上；其他地方的农民则须向封建领主缴纳各种贡赋、税款并承担劳役。例如，在拿骚-乌辛根，农民面对着多达230种不同的款项、贡赋和劳役。革命与征服打乱了部分邻近地区的这类安排，但东欧更广泛的君主政体仍然坚韧。因此，东西欧的差异并不只是一个地区经历改革而另一个地区没有；不同政治体制保留或瓦解攫取性制度的能力也各不相同。

东欧在这段历史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展现了国内权力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西方对谷物的需求本身并不能决定东欧的社会秩序——地主既有的权力决定了谁控制生产，以及谁承担生产代价。同样，后来接触工业化也不会自动带来改革。同一个关键节点，在一种环境中可能促成更广泛的包容，在另一种环境中却可能强化攫取。东欧的发展轨迹清楚展现了这种双重可能——作为供应者，它被纳入不断扩大的市场；与此同时，土地和劳动力制度限制了当地人口的自由，也妨碍他们广泛分享经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