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荷美是西非国家之一，其政治经济因大西洋奴隶贸易而发生转变。书中既将其描述为参与战争和掳人为奴、从而维持奴隶出口的强权，也将其描述为奴隶贸易废除后，把被奴役者的劳动力转用于非洲境内生产的社会。其历史说明，出口市场的变化可以改变强迫劳动的用途，却不一定拆除围绕这种劳动建立的制度。

国家权力与奴隶贸易

达荷美被列为西非的重要国家之一。在那个时代，法律和习俗遭到扭曲，人们被掳掠并出售，这些国家的权力也随之增强。以劫掠和奴役为基础的国家可能因奴隶贸易而变得强大，尽管奴隶贸易的更广泛影响在其他地区削弱了政治集权。书中的叙述将达荷美置于这一地区格局之中；在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都与奴隶贸易密切相关。

书中也将达荷美置于早期现代时期的商业与政治扩张背景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展现了一种更广泛的模式——欧洲商业扩张施加或强化了攫取性制度，破坏或限制了当地经济活动。书中将此类扩张与全球欠发达的蔓延联系起来，不过对达荷美的叙述更具体地聚焦于西非奴隶制的延续及其用途转变。

奴隶贸易之后的劳动力

奴隶出口的终止并不意味着达荷美的奴隶制也随之终结。随着外界对被奴役者的需求下降，政治精英可以将其劳动力转用于生产不断变化的商品贸易所需的产品；这类贸易被称为“合法贸易”。书中列举的最具体案例来自达荷美——国王在沿海港口维达和波多诺伏附近经营大片棕榈油种植园，由被奴役者劳作。

这种调整揭示了终止一条商业贸易路线与终结其背后的强迫制度之间的区别。按照书中的叙述，奴隶贸易的废除改变了强迫劳动的地点和用途，却没有使非洲的奴隶制逐渐消亡。既有政治制度和行为模式继续存在，因此，即使面向美洲的出口市场萎缩，奴役仍能在非洲经济中延续。

书中指出，十九世纪非洲的奴隶制并未收缩，反而有所扩大，同时承认可靠的统计数字难以取得。旅行者和商人的记述显示，达荷美、阿散蒂和约鲁巴城邦的奴隶人口比例可能远远超过一半。书中将这一估计作为当时记述所提供的证据，而非达荷美的精确人口普查结果。

因此，达荷美在维达和波多诺伏附近的种植园，是一种更广泛地区模式的具体例证——强制性制度适应了新的商品市场，并在大西洋贸易正式终结后继续存在。书中将这类制度的延续与工业化未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扩展开来联系起来；当地经济停滞或经历经济发展迟滞，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