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边境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美墨边境被描绘为两个诺加利斯之间决定性的制度分界——这两座相邻城市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相似,但居民获得经济机会和政治问责的程度却大不相同。书中以边境为例,质疑将不平等归因于气候、疾病或祖先的解释,并引出一段关于制度如何造成发展道路分化的历史叙述。
一座城市中的分界线
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分处同一山谷的两侧。两地居民共享祖先、食物和音乐;书中甚至称两地文化基本相同。边境也不意味着气候或疾病环境存在实质差异。书中认为,两地健康状况的差异源于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不平等。
边境的历史位置也使人难以认为两地居民来自根本不同的人群。墨西哥于1821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包括在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之后,洛斯多斯诺加利斯周边地区仍属于墨西哥。1853年加兹登购地之后,边界才延伸至这一地区。勘测期间,内森·米希勒中尉注意到了这个山谷;后来,分界线两侧逐渐发展出聚居点。
分界线两侧的制度
两座城市的境况差异与其所在国家的制度有关。在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人们可以利用经济制度所提供的机会,自主选择职业、接受教育并培养技能,还能为受到鼓励、愿意投资于更先进技术的雇主工作。这些条件支撑着较高的工资。居民也参与民主政治,选举代表,并在代表未能恰当履职时将其替换。反过来,政客面临压力,必须提供公共卫生、道路和法律与秩序等服务。
书中将这种情况与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相对照,指出当地不同的制度塑造了居民、企业家和企业所面临的激励。在墨西哥于2000年进行政治改革之前,这座城市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受腐败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控制。因此,书中并未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当地居民的祖先或自然环境,而是归因于管理边境两侧的政治与经济安排。书中认为,这些安排是繁荣程度差异的关键。
对地理解释的检验
边境为反驳热带气候或疾病能够解释持续贫困的理论提供了简明例证。书中回顾了与孟德斯鸠有关的一种观点——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不够勤奋、好奇心不足,因此较为贫困;书中还提到一种现代版本的解释,强调热带疾病和农业土壤。然而,两个诺加利斯共享相同的气候和疾病环境,健康状况与繁荣程度却不平等。对照所凸显的决定因素,是政治边界及其两侧的制度。
这一论点并不局限于这对相邻城市。书中提及朝鲜半岛南北两侧的差异,以及柏林墙倒塌前东西德的差异,以进一步支持其主张——单凭地理无法解释重大的经济差距。书中还指出,如今常与贫困联系在一起的地区,其社会过去在政治结构上颇为复杂——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都实行中央集权、修建道路并提供饥荒救济。这些对照支持了更广泛的论点——气候和地理位置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长期的经济发展轨迹。
发展史中的边境
两个诺加利斯之间的差异引出了关于制度分化的历史解释。书中将美国与墨西哥、以及更广泛而言北美洲与拉丁美洲之间差异的起源,追溯到各自殖民地的形成。由此,边境既是当代的例证,也是引导后续探讨的线索——社会为何形成不同的制度,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延续。
这一探讨将地方分界置于更广泛的贸易与殖民权力体系之中。书中描述了不断扩大的大西洋贸易如何造就人数更多、财富更雄厚的英格兰商人群体,使其得以挑战王权控制;与此同时,欧洲在其他地区的商业与殖民扩张,往往强加或强化了攫取性制度。在摩鹿加群岛,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武力和垄断控制香料贸易;在其他殖民地,扩张则摧毁了独立政权,或直接建立攫取性安排。这些例子拓展了边境的意义——发展不平等不仅与国界内的制度有关,也与创造、强化或打破这些制度的历史力量有关。
因此,边境的作用不只是分隔两座相邻城市。它让共享同一片地貌的两地之间的制度差异清晰可见,也支撑了书中的论点——决定人们能否培养技能、从事工作、进行投资并从经济变革中受益的因素,是政治问责和经济激励,而非气候、疾病或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