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mbabwe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

这段叙述中的津巴布韦历史说明,攫取性制度可能延续超过建立或继承它们的政治政权。英国殖民统治创造了二元经济;独立后,罗伯特·穆加贝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核心成员通过一种不同的政治安排保全精英权力,而一个形式上独立的中央银行却无力抵制行政当局的要求。由此,津巴布韦的殖民制度遗产与后殖民时期的政治控制及严重通货膨胀联系在了一起。

殖民遗产与政治统治

本书区分了津巴布韦与塞拉利昂的制度起源。英国殖民政权在十九世纪末于两国建立了攫取性制度,但在没有白人定居者的塞拉利昂,殖民统治建立在殖民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之上,并使之进一步强化。在津巴布韦,英国南非公司则创立了二元经济。这些不同的开端塑造了殖民统治结束后仍然延续的攫取形式。

独立后,统治精英由罗伯特·穆加贝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核心成员组成;该党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领导反殖民斗争。本书将他们的政治安排与朝鲜的一党统治相对照——津巴布韦并未采用相同模式,部分原因在于穆加贝的掌权之路意味着其统治必须以选举为掩饰。尽管如此,有一段时期,他仍成功建立了宪法认可的一党制国家。因此,选举形式与精英权力的集中和再生产并存。

制度持续性与政治变迁

津巴布韦的例子是更广泛比较的一部分——一些国家的制度细节各不相同,却具有共同的攫取逻辑,即精英设计经济安排,使自己致富并保全权力,代价则由社会中的大多数承担。本书将津巴布韦的攫取性制度追溯至英国南非公司建立的殖民制度,并指出,即使国家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制度安排仍可能继续再生产精英优势。

本书也将津巴布韦置于制度持续性与历史偶然性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攫取性制度可能自我强化,但其延续并非不可避免——广泛联盟、制度中已有的包容性因素,或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可能打断这一循环。津巴布韦案例有助于阐明这一论点的关键所在,说明改变正式政治安排本身,并不能保证向包容性制度转型。

中央银行独立与通货膨胀

1995年,穆加贝宣布津巴布韦中央银行独立;此前,国际方面曾建议,独立的中央银行能够抵御政治压力,避免通过印钞为政府支出融资。这项改革并未改变根本的政治关系。宣布独立前,通货膨胀率约为百分之二十;到2002年升至百分之一百四十,2003年接近百分之六百,2007年达到百分之六万六千,2008年则升至百分之二亿三千万。

这些数字鲜明地展现了正式规则与实际权力之间的落差。一项宣布中央银行独立的法律,并未阻止政治要求凌驾于这种独立地位之上。本书将这一失败与更广泛的制度环境联系起来——如果领导人仍掌握对国家机构的控制权,那么纸面上采纳一项建议政策,可能不会改变实际运作的权力平衡。因此,津巴布韦案例说明,仅有政策改革而没有政治变革,其成效有限。

在比较论证中的意义

本书并未将津巴布韦视为一个孤立的政策失误案例,也不认为其困境是地理或文化造成的后果。它是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例子;该研究涵盖历史、语言、殖民经历和政治结构各异的国家,并指出它们具有共同的攫取性制度。在津巴布韦,殖民时期的二元经济与独立后的统治精英构成了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央银行事件则表明,这一脉络如何影响后来一项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

本书的核心对比在于制度形式与制度权力。选举和宣布中央银行独立确实存在,但两者都未必能约束那些掌控国家的人。因此,津巴布韦案例有助于本书解释,为什么正式改革可能在未实质落实的情况下被采纳,以及为什么制度变革不能仅靠宣布新规则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