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阿姆

夏阿姆是一位统治者，通常被认为于约1620年建立了库巴王国，并重组了开赛河以东的社会。正如本书所述，他的成就既不是建立包容性的政治秩序，也不是摆脱榨取的社会转型，而是创建一个能够实施法律、提高农业产出并创造财富供统治者征税的中央集权国家。与居住在设防村庄、没有统一政治结构的莱莱人相比，他的统治是一个案例，说明国家建设如何在政治权力仍掌握于顶层的同时，带来有限的繁荣。

身份与政治革命

夏阿姆崛起之前，布雄人与莱莱人或许差异不大。此后两者的发展分歧，并非源于地理、文化或知识上的假定差别，而与夏阿姆约在1620年领导的政治变革有关。他建立了以布雄人为核心的库巴王国，并成为国王。本书将这一制度变迁视为偶然的历史进程——莱莱人本来也可能经历类似的革命，但实际上并没有。

夏阿姆的重要性在于，这一新政治秩序引发了一连串变化。本书没有把繁荣视为有利条件或认识提升的必然结果，而是将其与政治集权，以及统治者重组经济活动的能力联系起来。夏阿姆建立了一个国家，而邻近的莱莱社群仍处于统一结构之外，由此在开赛河两岸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制度对照。

建立国家

与夏阿姆相关的国家拥有一套层级分明的政治制度，集权程度和制度复杂性都远超此前的安排。夏阿姆及其继承者建立官僚机构征税，同时设立法律体系和警察力量来执行法律。本书还提到，领导者作出决策前必须征询议会意见，并设有陪审团审判制度；据称，在欧洲殖民主义到来之前，这种制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似乎独一无二。

这些制度制衡并未使库巴政体成为参与式政体。夏阿姆并非经选举产生，政策也自上而下制定，而非通过民众参与形成。本书的论述核心正在于此——行政管理、法律秩序和协商可以与专制统治并存。这些制度有效扩大了国家的管辖范围，却没有广泛分散政治权力。

重组农业

政治集权之后，农业发生了转型。在夏阿姆建立的国家之下，农业得到重组，并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力。原有的主要作物逐渐被来自美洲、产量更高的作物取代，特别是玉米、木薯和辣椒。这一时期引入的集约化混合耕作周期，使人均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生产方式的变化也改变了劳动力的组织方式。新的农业制度需要更多人下田劳动，结婚年龄降至二十岁，使男性更早进入农业劳动力队伍。本书将此与莱莱人作对比——莱莱男性往往到三十五岁才结婚，在此之前则把一生投入战斗和袭掠。这一对比显示了库巴转型影响之广——农业重组与更广泛的变化相联系，影响人们何时以及如何贡献劳动。

榨取、增长与局限

夏阿姆的政治与经济计划之间的联系体现在财政方面。国王及其支持者力图从库巴人身上榨取税收和财富，这要求臣民生产出超出自身消费所需的剩余。因此，鼓励生产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生产力更强的经济能够创造更多财富，供国家征收。与开赛河另一侧所描述的无法无天局面相比，这一秩序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繁荣，尽管其中很大一部分财富很可能落入夏阿姆及其精英手中。

本书并未把这种增长等同于包容性发展。书中将夏阿姆依靠命令创造财富的做法，与斯大林运用中央集权建立制度、为统治体系创造资源的方式相比较。在库巴的案例中，收益确实存在，但也有其限度——这些制度能够提高产出并支持榨取，却没有带来广泛的政治参与，也没有形成持续创新的过程。本书指出，最初的变化之后，没有出现创造性破坏，也没有发生技术创新。这种安排大体维持原状，直到十九世纪末比利时殖民官员首次接触到这个王国。

历史意义与偶然性

夏阿姆建立的国家说明，当榨取性制度实现政治集权时，也能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他领导的政治革命使统治者得以实施秩序并重塑农业生产；由此产生的剩余随后可以征税。这一发展次序十分重要——集权使经济重组成为可能，而榨取前景则促使国王及其支持者鼓励生产。

然而，本书并未将这一案例描述为注定会发生的结果，也未把它视为莱莱人因地理、文化或无知而必然要仿效的模式。本书强调历史进程的偶然性——莱莱人本来也可能拥有自己的夏阿姆并改造其制度，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夏阿姆的成就同时揭示了两点——中央集权的榨取性统治能够使社会摆脱权力分散的状态并促进显著增长，但同一政治安排也限制了公众参与，且未能在最初转型之后持续推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