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梅内姆

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被描述为一位总统，其行动强化了阿根廷的攫取性政治制度——他确保自己对最高法院的影响力，试图取消宪法规定的总统连任限制，并主持了一种最终使政府得以冻结并兑换公民储蓄的经济秩序。他的政治生涯阐明了书中关于选举与多元主义的核心区分——民选政府仍可能几乎不受有效约束，并利用国家权力服务其政治利益。

政治背景与执政基础

梅内姆领导正义党。书中将该党描述为自胡安·庇隆于20世纪40年代崛起以来，民主阿根廷的主导力量。在文官统治时期，该党凭借庞大的政治机器赢得选举，通过买票、分配政治恩惠，以及以政府合同和职位换取支持来巩固势力。按照书中的说法，这些选举并未使该制度成为多元主义制度——权力仍然高度集中，只要军方不介入，该党就几乎不受约束。

随着形势变化，该党的基础和手段也发生了变化。胡安·庇隆在20世纪40年代将劳工运动发展为自己的政治支持群体。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军事镇压削弱了这一运动之后，该党转而向其他群体买票。其经济政策和制度旨在把收入输送给支持者，而不是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梅内姆后来对最高法院以及总统任期限制的做法，被视为这一广泛模式的延续，而非个别偏离。

最高法院与行政权力

庇隆执政时期已经形成了政治控制法院的先例。1946年获胜后，庇隆的支持者在众议院提议弹劾五名大法官中的四人。此前，最高法院曾在1930年和1943年认可军事政权的合法性，也曾裁定一项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违宪；该委员会是在庇隆当选前不久设立的。弹劾程序开始九个月后，众议院弹劾了三名法官；第四人此前已经辞职。参议院批准了弹劾，庇隆随后任命四名新大法官。书中认为，这使庇隆摆脱了一项重要的政治约束，并让他改组后的法院得以维持对反对派领袖里卡多·巴尔宾的定罪，罪名是对庇隆不敬。

1955年政变推翻庇隆政府后，这一做法的影响仍在延续。接连上台的军政府和文官政府都自行挑选大法官，使总统任命新法院成为政治惯例。1990年阿根廷实现民主政权交接时，梅内姆继承的是一届由激进党总统劳尔·阿方辛在1983年恢复民主后任命的法院。书中指出，因此梅内姆没有以民主转型为由更换法院的必要，但他在上任前后的举动都显示出他有此意图。

选举之前，梅内姆多次试图劝诱或威胁在任大法官辞职，但均未成功。他向大法官卡洛斯·法伊特提供大使职位。法伊特寄给他一本自己的《法律与伦理》一书，题词写道：“当心，这是我写的。”梅内姆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向众议院提交法案，提议将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从五人增加到九人。法案声称法院工作过于繁重，这一说法呼应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1937年使用过的理由。法案很快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使梅内姆得以任命四名新大法官，从而确保自己在法院占多数。

书中将这场胜利视为不只是改变法院的人员构成。原本可能制约行政政策的法院变得容易受总统控制，延续了新政府可以自行挑选大法官的先例。书中对比指出，阿根廷与美国的差异并不只在于正式制度，还在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广大群体是否愿意并能够捍卫法院的独立性。在阿根廷，立法者愿意削弱最高法院，尽管这样做可能最终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地位。

连任与抵抗的限度

控制最高法院后，梅内姆着手改写宪法，取消任期限制，以便再次竞选总统。他成功连任，随后又试图再次改写宪法。这一次，反对力量并非来自阿根廷的正式政治制度，而是来自其正义党内部反对个人独揽权力的派系。由此，书中区分了独立制度施加的约束与执政党内部权力斗争所产生的反对——阻止梅内姆下一步行动的，是后者，而非有效的宪法制衡。

这一事件被置于一个更长的循环之中——那些可能建立独立制度的措施，未能成为稳固的先例。书中分析认为，多元主义能够保护制度，因为任何群体若轻易推翻另一群体的权力，都可能招致对自身权力的挑战。阿根廷缺乏这种广泛的权力分布。梅内姆扩充最高法院，显示民选领导人和立法者多么容易削弱潜在的行政权制衡；而最终起到更大作用的，是该党内部派系，而非旨在限制总统权力的制度。

经济政策、危机与存款冻结

1989年后，梅内姆政府采取政策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并稳定经济。1991年，他的政府以法律将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按一比一汇率挂钩，并承诺汇率不会改变。为使公众相信这一承诺会得到履行，政府鼓励人们开设以美元计价的银行账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店可以使用美元，也可以在全城的自动取款机上提取美元。这一安排一度有助于稳定经济，却使阿根廷出口价格高昂、进口价格低廉。出口不断萎缩，进口激增，政府不得不借款支付进口费用。

随着人们对比索的信心减弱，他们将更多财富转入美元账户，期望即使政府让货币贬值，这些储蓄仍能受到保护。随后的危机暴露了这一保障的局限。到2001年末，收入已经连续三年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阿根廷还累积了巨额国际债务。12月1日，政府冻结了所有银行账户，最初规定冻结九十天，并只允许每周提取少量现金。最初的限额是250比索，后来提高到300比索，而且仅可从比索账户中提取。储户若不接受把美元兑换成比索，就无法提取美元；他们不愿这样做。阿根廷人把这一安排称作“埃尔科拉利托”，意为“小围栏”，形容人被困其中、无路可走。

1月，政府让比索贬值。汇率从一美元兑一比索变为一美元兑四比索，表面上似乎证明了那些以美元储蓄的人判断正确。但政府随后强行将美元账户按旧的一比一汇率兑换成比索。一位持有1000美元的储户，按新汇率计算仅剩相当于250美元的金额——兑换过程使其四分之三的储蓄被夺走。这一事件具体展现了书中的观点——即使是民选政府，只要政治制度缺乏有效制衡，也能凌驾于产权之上。

存款冻结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更长时期经济不稳定史的一部分。1914年之前，阿根廷曾经历约五十年的增长，依靠的是牛肉、兽皮和谷物等农产品出口；当时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正处于上涨期。书中将其归为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长——这种增长没有带来创新或创造性破坏，也不可持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政治不稳定和武装起义促使人们尝试扩大政治体系，但由此产生的政治动员证明难以为精英所控制。1930年的军事政变开启了在独裁与民主之间反复更迭的数十年；军事统治带来了大规模镇压，包括至少9000起非法处决，实际人数很可能更多，此外还有数十万人遭到监禁和酷刑。

在这一背景下，梅内姆的总统任期呈现出权力集中、政治恩惠和保障薄弱的特征。即使选举继续举行，执政党仍能将政策导向其支持者，改变行政首脑任期的规则，并改组最高法院。银行账户冻结则让同一制度弱点在经济生活中显现出来——国家可以促使公民相信美元账户受到保护，随后又阻止提款，并以大幅削减账户价值的条件兑换这些存款。

在阿根廷制度模式中的位置

书中将梅内姆的政治行为与一种反复出现的制度模式联系起来——总统把独立制衡视为必须排除的障碍。庇隆罢免法官的做法提供了先例；梅内姆通过扩充最高法院并任命四名大法官，进一步延续了这一做法。他随后试图取消任期限制，同样推动了行政权力集中，尽管党内派系最终阻止了进一步改写宪法。这些是不同的事件，但合在一起，展现了正式选举制度与权力广泛分配、受到制约的制度之间的区别。

书中也将梅内姆视为阿根廷经济史的一部分；若孤立看待政策结果，就无法理解表面繁荣及其后的危机。阿根廷早期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使少数精英获益，却没有建立持久的创新基础。20世纪90年代，货币挂钩最初稳定了物价，却助长了出口昂贵、进口便宜和依赖借贷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无法持续。存款冻结使这种脆弱性转化为储户的直接损失。贯穿这些事件，书中关注的是谁控制制度、谁承担代价——政治和经济安排一再保护集中的权力，却使公民暴露于他们无法有效抗争的决策之下。

梅内姆出生于拉里奥哈省的安尼亚科，在成为总统之前曾三度担任该省省长。书中以此背景进一步审视布宜诺斯艾利斯与阿根廷内陆地区之间的对比。西班牙统治时期，拉里奥哈是印加帝国的一处边远地区，原住民人口稠密；殖民地委托监护制和攫取性经济为波托西的矿山提供粮食和骡子。19世纪，该省孕育了军阀法昆多·基罗加；他统治当地，曾率军进军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内陆各省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休战——内陆军阀不再骚扰布宜诺斯艾利斯，而首都精英则放弃在内陆推进制度改革。梅内姆出身于外省，因此也体现了书中对阿根廷的叙述——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由富裕首都与历史迥异的地区之间的交易塑造而成。

在这段叙述中，梅内姆政治生涯的关键意义，不仅在于他的政府作出过有争议的选择，还在于选举未能阻止行政部门在最高法院取得多数、试图取消任期限制，或凌驾于储户对自身储蓄的所有权之上。他的总统任期彰显了书中更广泛的论点——经济危机和产权缺乏保障，不仅源自错误的政策，更由权力集中的制度所维系；这种制度几乎没有提供有效的抵抗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