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一世

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体现了本书的论点——统治者抵制经济进步，未必是因为不了解其益处，也可能是因为担心进步带来的政治变革。面对一个以农奴制和土地贵族为基础的专制制度，尼古拉及其财政大臣叶戈尔·坎克林试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他们的政策限制了工业发展和人口流动，维持现有政治支柱，代价则是更广泛的经济发展。

统治与对政治变革的恐惧

尼古拉于1825年12月登上权力之巅，当时一批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军官发动了未遂政变，他们的纲领主张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一事件塑造了他对统治威胁的认识。他在致米哈伊尔大公的信中宣称：“革命已在俄罗斯门前，但我发誓，只要我尚有一口气，它就休想进入这个国家。”本书将这种恐惧与他后来抵制现代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直接联系起来——工业化可能使工人集中到城市，并动摇其权威赖以维系的等级秩序。

这种政治焦虑存在于一个高度榨取性的经济制度之中。农奴制将至少一半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农奴每周必须在领主庄园无偿劳作三天，不能自由迁徙或选择职业，也可能被转让给其他所有者。本书强调，这些安排不只是抽象意义上阻碍繁荣的因素。它们是尼古拉政府意图维护的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而土地精英则是政权的核心支柱之一。

坎克林的政策与农村秩序

叶戈尔·坎克林伯爵于1823年至1844年担任财政大臣，成为反对可能削弱现有秩序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关键人物。尼古拉的统治与坎克林的政策相互强化——沙皇担心政治动荡，而财政大臣则推行有利于土地贵族、使社会维持农业性质的措施。本书指出，他们反对工业发展是一种政治选择，并非单纯没有认识到生产力更高的经济政策。

坎克林上任后不久，便推翻了前任古列夫提出的一项建议。该建议旨在设立一家向工业部门放贷的国有商业银行。坎克林转而重新开放国家贷款银行；这家银行曾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关闭，最初设立的目的是向大土地所有者提供补贴贷款。借款人必须以农奴作抵押，因此贷款仅向封建土地所有者开放。坎克林将商业银行的资产转用于资助国家贷款银行，使工业部门可获得的资金减少。这种安排将公共资源导向政权既有的支持群体，而非可能出现的经济替代力量。

工业、工人与工厂限制

尼古拉本人的言论明确揭示了限制工业增长背后的社会考量。在莫斯科的一场工业展览上对制造商讲话时，他表示，国家和制造商都必须关注日益增多的工人。他呼吁对工人进行“积极而家长式的监督”，并警告说，若缺少这种监督，工人可能成为对雇主构成威胁的阶级。在本书的分析中，这并非对行政管理的中性关切，而是表达了对工业化所产生的新兴劳动力可能成为政治力量的担忧。

政府将这种忧虑付诸行动。应尼古拉之请，坎克林禁止了数场工业展览；此前，这些展览曾提供展示新技术并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机会。1848年革命起义席卷欧洲后，莫斯科军事总督亚历山大·扎克列夫斯基警告尼古拉，不要允许人群集会，因为他们可能加入运动并扰乱公共秩序。1849年，一项法律严格限制莫斯科各地可以开办的工厂数量。法律禁止新建棉纺厂、毛纺厂和铸铁厂；包括织布和染色在内的其他行业，开办工厂则必须获得军事总督许可。棉纺业最终遭到全面禁止。限制措施宣称的目的是防止可能反叛的工人进一步集中于城市。

铁路与维护稳定的代价

同样的抵制也延伸到了交通运输领域。1842年以前，俄罗斯只有一条铁路——皇村铁路。这条全长十七英里的线路连接圣彼得堡与皇室在皇村和巴甫洛夫斯克的居所。坎克林反对扩建铁路，因为他认为铁路会助长在社会层面上危险的人口流动。他认为铁路未必满足自然产生的需求，反而可能满足人为制造的需求或奢侈需求，并反对铁路使人们得以往来各地。

这种政策与国家经济需求之间的反差，是本书论点的核心。俄罗斯的榨取性制度，包括农奴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并将劳动力固定在原地；工厂与铁路方面的限制则进一步阻碍了工业发展和人口流动。本书并未将这一结果描述为无知所导致的必然结局。尼古拉和坎克林有动机保护土地贵族并防范政治变革，他们的政策也遵循了这些优先事项。政权将社会流动和工业化视为稳定的威胁，从而维护既有权力，却牺牲了可能促进更广泛繁荣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