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罗斯福

西奥多·罗斯福在美国改革史叙述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他将垄断监管确立为联邦政府的责任。威廉·麦金莱遇刺后，罗斯福继任总统；他主张，大型企业可以促进国家繁荣，但其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并被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他的总统任期推动了公众有组织地反抗托拉斯，并将这种反抗转化为政府行动，说明政治制度能够制衡经济权力集中，而不只是予以迁就。

从民粹派反对到进步主义改革

数十年来，农民抗议和反对商业权力集中，为罗斯福改革的政治环境奠定了基础。包括农民协会在内的团体组织农民，反对歧视性做法；农村不满情绪促成了1892年人民党的成立。民粹派因支持未能成功的民主党总统竞选而逐渐衰落后，进步主义运动围绕许多相同关切兴起。罗斯福成为该运动最初的全国性代表人物，将改革诉求与国家应如何应对托拉斯的问题联系起来。

在出任总统之前，罗斯福曾任纽约州州长，致力于铲除政治腐败和政党机器政治。麦金莱遇刺后，罗斯福于1901年成为总统。在首次向国会发表演说时，他谨慎地阐述了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商业联合体必然不合法，也不在于国家应当否定它们所促成的工业成就。相反，当企业的权力及其发展趋势威胁到公共福祉时，它们就可能造成危害。按他的说法，政府的任务是监督并将商业联合体约束在合理范围内，而不是彻底禁止它们。

联邦政府在企业监管中的作用

罗斯福主张，国家本身需要有权监督和监管从事州际商业的企业，尤其是财富部分依赖垄断的公司。他提议国会设立一个能够调查大型企业事务的联邦机构，并指出，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来设立该机构。这项提议使应对措施的范围与企业的影响范围相匹配——他认为，跨州经营的企业不能只交由州级监管。

他为监管提出的理由，也将经济与政治层面的论述结合起来。他呼吁企业界摆脱“狡诈之罪”，正如政治共同体应当摆脱“暴力之罪”。这一类比将企业操纵行为纳入对公共生活健康状况的更广泛关切之中。在这种论述中，监管并非敌视企业，而是防止私人权力集中逃脱公共控制的一种手段。

实际推行的反托拉斯行动

罗斯福运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打击大型企业联合体。1902年，他依据该法拆分北方证券公司，此举影响了摩根银行业集团的利益。此后，政府又对杜邦、美国烟草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提起诉讼。这些行动使联邦反托拉斯权力不再只是抽象原则——政府通过诉讼挑战了美国一些最有势力的企业利益集团。

罗斯福还加强了铁路监管机制。1906年的《赫本法》扩大了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其中包括准许该委员会检查铁路公司的财务账目，并将其权限扩展至新的领域。监管范围的扩大与反托拉斯诉讼相辅相成——联邦政府不再只依靠解散特定托拉斯，也获得了更有力的工具来审查和监管一个行业。

罗斯福卸任后，改革行动仍在继续。他的继任者威廉·塔夫脱以更加积极的方式起诉托拉斯，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标志着这一努力达到高峰。因此，罗斯福并非反托拉斯运动的唯一创始人，但他是推动联邦干预成为进步主义改革核心手段的总统，而他的继任者则进一步推进了这场运动。

公共信息与垄断的局限

罗斯福的做法与一场更广泛的揭露企业影响力的公共行动同步发展。1906年，他创造了“揭弊记者”一词，用来指称那些进行深入报道的记者；在他看来，这些记者揭露了有权势的商业利益集团以及地方和联邦政治中的腐败行为。这个名称源自班扬《天路历程》中的一个文学人物，后来则用来指称一种影响深远的调查新闻形式。罗斯福给这种做法命名并加以批评，并未阻止它扩大影响；报道帮助公众看见弊端，使他们能够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艾达·塔贝尔1904年出版的《标准石油公司史》，推动公众舆论转而反对约翰·D·洛克菲勒及其商业利益；标准石油公司于1911年被拆分。路易斯·布兰代斯也在《别人的钱以及银行家如何运用它》中揭露金融丑闻，并对普约委员会产生影响。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大都会》杂志于1906年连载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参议院的叛国行为》，激起了支持直接选举参议员的浪潮。这项改革于1913年通过美国宪法第十七修正案得以实现。

因此，罗斯福总统任期的更广泛意义既关乎制度，也关乎个人。本书指出，市场不会仅仅因为存在便成为包容性市场——占据支配地位的企业可能收取过高价格、阻挡效率更高的竞争者，并阻碍新技术的发展。有组织的农民、改革运动、联邦立法、反托拉斯诉讼、监管监督和自由新闻，构成了抵制这种权力集中的不同力量。罗斯福的托拉斯政策体现了政治制度如何限制垄断，并帮助市场向更广泛的参与者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