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

生态学家、进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将地理与洲际不平等的起源联系起来，说明为什么农业和技术发展在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起步更早。本书承认这一论点的说服力，同时划定其适用范围——驯化物种的差异或许有助于解释遥远历史中的分化，却无法解释现代收入差距、工业技术扩散的不均衡，或同一大陆内部的巨大悬殊。##地理学论点 戴蒙德的解释从人类能够驯化的动植物分布不均开始。在肥沃新月地带，也就是今天的中东，有许多适合驯化的物种；在美洲，这类物种则较少。在能够驯化动植物的地方，农业较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更早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这一论点通过一连串社会变化说明地理为何具有重要影响——农业支撑了更稠密的人口，而人口增加又使劳动分工、贸易、城市化和政治发展得以进一步扩大。

在戴蒙德看来，农业定居生活兴起之后，这些影响并未停止。他认为，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历了更快的技术创新。因此，不均等的自然禀赋导致农业发展程度各异，而这些差异又推动各大洲走上不同的技术变迁与繁荣道路。本书将此视为理解戴蒙德所探讨难题的一种有力方法，并未将地理视为无关因素。

这一解释还纳入了思想与作物在大陆上的传播。戴蒙德援引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观点，认为欧亚大陆东西走向的地理格局，使作物、动物和创新能够从肥沃新月地带传播到西欧。相比之下，美洲南北走向的地理格局，使墨西哥发展出的文字系统难以传播到安第斯山脉或北美洲。按这一解释，地理不仅影响哪些物种可以驯化，也影响由此产生的知识传播是否顺畅。##早期优势的局限 本书以西班牙与秘鲁之间的差距检验这一论点。戴蒙德的解释有助于说明，拥有小麦、大麦和马匹的西班牙为何比印加帝国更具优势。但在西班牙征服时，平均收入差距可能还不到两倍。如果接触到印加人自身尚未发展出的物种和技术，足以解释持久的分化，那么这一论点便意味着，一旦这些资源和技术变得可得，秘鲁理应逐渐达到西班牙的生活水平。

实际结果恰恰相反。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西班牙与秘鲁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今，西班牙人的平均财富是秘鲁人的六倍多。本书将这种后来的分化归因于现代工业技术扩散的不均衡，而非动植物驯化潜力不均，也非农业生产力的内在差异。

西班牙采用了蒸汽动力、铁路、电力、机械化和工厂生产，尽管步伐有所滞后。秘鲁则没有采用这些技术，或采用得缓慢而不充分。由此形成的差距至今仍然存在，而较新的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继续推动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快速发展国家的增长。本书认为，戴蒙德的解释无法说明这些关键技术为何未能以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式扩散。诺加莱斯边境两侧的对比使这一难题更加突出——两地同属一座被分割的城市，然而北部远比南部的姊妹城市富裕，尽管五百年前两地还共享同一种文明。

这一对比也揭示了以洲际地理解释现代不平等的局限。1532年，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比后来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地区更为繁荣。北美洲后来的繁荣，源于它积极采用工业革命的技术——当地人口接受了教育，铁路也遍布大平原，而南美洲并非如此。本书认为，地理无法解释这种逆转，尤其是地理禀赋若说有什么倾向，也更有利于南美洲。##大陆内部的不平等 戴蒙德的框架主要针对各大洲之间的差异；本书认为，它不太能解释大陆内部的悬殊，而理解现代不平等离不开这些差异。欧亚大陆的走向或许有助于解释，英格兰如何受益于起源于中东的创新，而无需从头重新发明。它却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摩尔多瓦。植物、动物和大陆走向的有利组合，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许多贫困人口生活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拥有丰富的可驯化物种，也受益于欧亚大陆的地理格局。

戴蒙德所依据的物种分布凸显了这一难题。现代猪和牛的野生祖先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亚洲栽培稻的祖先野生稻，广泛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小麦和大麦的祖先则分布在一条绵延的弧线上，从黎凡特经伊朗延伸至阿富汗，以及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由于这些祖先物种遍布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它们的分布无法解释该大陆内部繁荣程度为何相差如此悬殊。

非洲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撒哈拉沙漠阻碍货物和思想从北方进入撒哈拉以南非洲，但这道屏障并非无法逾越——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其他欧洲人沿海岸绕行。当时收入差异与今天相比仍然很小，知识鸿沟便已消除。然而，非洲后来并未追上欧洲；相反，收入差距大幅扩大。单凭地理隔离无法解释这种后来的分化。##地理、制度与逆转 本书将戴蒙德的论点置于更广泛的讨论中，审视那些把地理视为繁荣或贫困长期而充分成因的解释。美洲的地理环境始终未变，繁荣程度的高下却发生了变化——1492年以前，墨西哥中部山谷、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的文明，其生活水平和技术都优于北美洲，以及阿根廷、智利等地。本书认为，随后的逆转源于欧洲殖民者强加的制度，而非土地本身发生了变化。

中东也经历过另一次历史逆转。它曾在新石器革命中引领世界；最早的城镇出现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最早的炼铁活动则发生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直到中世纪晚期，该地区在技术上仍充满活力。本书认为，它后来陷入贫困，不能归因于某种一成不变的地理环境，因为这种环境此前曾支持早期农业、城市生活和技术进步。相反，本书将这一结果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和巩固，以及奥斯曼统治留下的制度遗产联系起来。

因此，戴蒙德的论点既严肃地阐释了生态禀赋如何塑造社会早期发展，也为考察现代不平等提供了对照。本书并不否认地理影响了农业和知识传播的条件，而是认为这些条件无法解释工业技术为何传入某些社会、却未传入另一些社会，也无法解释知识障碍消除后收入差距为何仍然扩大，或地理环境大体相同的邻近地区和国家为何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要解释这些结果，分析必须从有用物种的分布转向影响技术采纳和繁荣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