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博伊尔
杜鲁门威廉·博伊尔是一名堪萨斯城政治组织者，后来成为哈里·S·杜鲁门信赖的盟友之一，并以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成为全国政党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崛起将地方政治机器与总统竞选联系在一起；后来，有人指控他利用职务从一笔政府贷款中获利，这使他成为检验杜鲁门是否忠于政治伙伴、以及如何应对疑似不当行为的显眼案例。
身份与政治历练
博伊尔在堪萨斯城一个富裕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中长大，政治始终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他的母亲克拉拉是彭德加斯特政治机器的一名选区组织者。杜鲁门十分敬重她，认为她是密苏里州杰出的民主党人之一。博伊尔很早便涉足政治——十六岁时，他在该市富裕的第四区组织了一个青年民主党人俱乐部。这段记述将他描绘成一个家庭与一座城市共同塑造的产物；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政治工作并非日常生活的附带事务，而是一种通过密切参与地方组织而学会的职业。
博伊尔的长处更多在于实际的政治直觉，而非行政事务上的周密。他身材六英尺，衣着讲究，长着一张圆润的爱尔兰面孔，待人和蔼，而且记人姓名的能力格外出色。人们认为他算不上特别能干，也不是思维特别敏锐，但他凭借经验理解政治，同事称他对这份工作很有感觉。这些特点使他成为有效的组织者，也让他对杜鲁门很有用；而他与政治机器的联系后来也影响了批评者对其行为的解读。
与杜鲁门结盟并升任政党领袖
杜鲁门在博伊尔还是个孩子时便认识他，并多次为他安排职位。杜鲁门带他到华盛顿后，博伊尔担任杜鲁门委员会的助理法律顾问。1944年，他为罗斯福—杜鲁门竞选搭档效力；1948年，他更全力投入杜鲁门本人的竞选，同时在华盛顿从事律师工作。他的政治工作普遍被认为是杜鲁门在1948年意外获胜的重要助力。
杜鲁门任命他为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后，博伊尔成为全国民主党政治中的显要人物。这项任命也加剧了杜鲁门公众形象中原有的弱点——批评者早已把这位参议员与彭德加斯特政治机器联系起来，并质疑政治头目是否对他施加了过度影响。在杜鲁门竞选参议员期间，莫里斯·“塔克”·米利根曾抨击选举舞弊，还开玩笑说，杜鲁门若当上参议员，就会把时间花在听从老板的指令上。后来，当杜鲁门获提名竞选副总统引发全国议论时，哈罗德·艾克斯对党组织显然由腐败的城市头目主导表示反对，社论也再次强调杜鲁门与彭德加斯特的渊源。这些早前的批评并非针对博伊尔的调查结论，却构成了政治背景，影响了人们对他后来升迁及贷款指控的看法。
重建金融公司的指控
1951年2月，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重建金融公司的初步报告。该联邦机构向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报告暗示存在不当行为，并点名博伊尔、白宫助理唐纳德·道森，以及曾任重建金融公司审查员、也是道森朋友的E·默尔·扬。报纸报道称，博伊尔和道森曾积极替贷款申请者奔走，而道森对该机构官员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指控使博伊尔成为公众怀疑的中心；人们怀疑，一个利益关系网已经延伸至白宫。
针对博伊尔的具体指控在7月公开，当时《圣路易斯邮报》报道称，他因安排美国利托福尔德公司获得一笔五十万美元的重建金融公司贷款而收取了八千美元。报道说，部分费用是在博伊尔出任民主党主席后支付的。这一时间点使指控在政治上格外有害——博伊尔从政党工作和法律执业转而担任有薪领导职位，而批评者早已在追问，政治关系能否被转化为从联邦机构获取好处的手段。
杜鲁门与博伊尔的私人交情使回应变得复杂。多年来，博伊尔一直是可靠的盟友，杜鲁门也喜欢并信任他。当比尔·哈塞特敦促总统撤掉博伊尔时，杜鲁门试图安抚他，而非立即与自己的伙伴划清界限。与此同时，杜鲁门命令其顾问查理·墨菲进行保密调查；墨菲的报告依据对重建金融公司档案的彻底查阅。在一次记者会上，杜鲁门表示会支持博伊尔，并坚持认为，与政党有关的人不应为帮忙或提供服务收取费用；他说自己相信博伊尔没有这样做。
调查结论与政治后果
墨菲的审查发现，博伊尔没有试图影响美国利托福尔德公司的重建金融公司贷款。档案确实显示，该公司在1949年春季向博伊尔支付了1500美元，但这与博伊尔的说法相符——自1948年春季起，公司聘请他提供一般法律服务。1949年4月，他放弃了这项委托，因为当时他成为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全职有薪雇员。调查结论的关键依据，正是区分了法律工作报酬与安排政府贷款的费用。
参议院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认定博伊尔没有不当行为，不过措辞保留了一项限定——他的行为“并不足以消除其行为有失妥当的表象”。此时，博伊尔已以健康原因为由辞去全国主席一职，而税务局的其他丑闻也已在公众注意力中盖过重建金融公司案件。因此，这份报告正式结束了有关博伊尔是否不当影响贷款的疑问，却没有消除他与此事的关联及利益冲突表象所造成的政治损害。
这场争议也发生在党派对立的背景之下。10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埃尔森作证称，他曾为一家得克萨斯公司打点贷款而收取两万五千美元，并多次介入重建金融公司的事务。他的证词使这件事更难被说成只是民主党一方的问题，但并未改变针对博伊尔的具体调查结论。因此，博伊尔的故事关键在于已证实的行为与政治关系所引发的怀疑之间的区别——调查发现他没有试图影响贷款，而委员会谨慎的措辞及他的辞职，则使这起事件成为衡量政治机器关系如何给全国政党领袖带来负担的长久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