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康纳利

马特·康纳利成为哈里·S·杜鲁门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先担任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后来出任总统日程秘书。他的职业生涯将竞选工作与总统职位的日常运作联系起来，但对他的考验出现在他离开公职之后——康纳利因逃税入狱时，杜鲁门向约翰·F·肯尼迪施压，要求赦免他，因为杜鲁门确信这位昔日助手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从调查员到政治助手

在杜鲁门招募他之前，康纳利曾为杜鲁门委员会担任调查员。杜鲁门从芝加哥回来后，来到一间挤满摄影师和记者的办公室，随后找到康纳利。康纳利锁上门，让杜鲁门暂时清静一下；杜鲁门便邀请他去“狗窝”谈谈。杜鲁门说自己要去竞选巡回之旅，希望康纳利同行。康纳利抗议说自己对政治一无所知；杜鲁门回答：“你有个相当不错的老师。”这段对话展现了康纳利从调查工作转入竞选政治背后那种随意而亲近的信任——杜鲁门并不要求他以专家身份加入，却希望他能在身边边做边学。

康纳利加入了杜鲁门横贯全国的副总统竞选之旅，与休·富尔顿、埃迪·麦金和弗雷德·坎菲尔同行，乘坐亨利·斯坦利号——一辆老式卧铺与餐车合一的铁路客车。行程从新奥尔良出发，经过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沿太平洋沿岸北上至波特兰和西雅图，随后东行至波士顿；之后杜鲁门经惠灵、匹兹堡和圣路易斯返回家乡。因此，康纳利不仅参与了公开演讲，也亲身参与了将杜鲁门的候选人竞选活动从一站带到另一站的巡回运作。

竞选中的一段插曲显示，康纳利如何帮助应对有关杜鲁门身份的攻击。一篇声称杜鲁门曾是三K党成员的报纸报道，在杜鲁门抵达波士顿前不久刊出，而当地的爱尔兰裔天主教选票举足轻重。在同一个讲台上，前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把这些传闻变成笑谈——他指出，有人声称杜鲁门在加利福尼亚是犹太人，在中西部却是三K党成员，接着邀请杜鲁门加入希伯尼安古代兄弟会。康纳利后来回忆说，他告诉杜鲁门：“这样一来，三K党的事就解决了。”这不仅是一段滑稽插曲——事件发生的时机威胁到杜鲁门在一座重要城市的竞选，而柯利公开出面化解了指控，使杜鲁门抵达前的局势有所缓和。

竞选工作与接近杜鲁门

康纳利始终贴近杜鲁门的政治工作。1948年，他与查理·罗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乔治·埃尔西等工作人员一道，乘坐费迪南德·马哲伦号参与总统竞选。比尔·博伊尔负责政治事务并安排行程，康纳利则作为总统工作圈的一员随行。这一区别很重要——没有人把路线设计归功于康纳利，但他身居其位，在竞选活动横跨全国期间得以持续接近杜鲁门。

迎接杜鲁门的人群有力地挑战了竞选活动不过是例行仪式的看法。据估计，在密歇根州，超过五十万人参加了候选人的六场活动。康纳利回忆说，卡迪拉克广场的集会经过组织，但前往庞蒂亚克途中，公路两旁也站满了人，而那里的集会并未经过组织。他的讲述区分了有计划的场面与计划之外的自发响应。竞选初期便出现、而非仅在最后几周才现身的人群，成为杜鲁门的胜算可能强于观察人士预期的迹象之一。

康纳利还直接向杜鲁门报告政治人物倒戈的消息。当他报告弗兰克·黑格已抛弃自己时，杜鲁门回答：“好吧，随他去。我本来也从来不喜欢他。”杜鲁门后来在日记中将这次倒戈与其他民主党领袖的倒戈一并记下，称他们“全都是两面派”。康纳利传递消息的职责使他得以接近竞选公开较量背后的私下反应；在那些反应中，杜鲁门的自信与失去有影响力盟友的现实并存。

总统日程秘书与白宫助手

杜鲁门出任总统后，康纳利是少数几位给资深工作人员留下良好印象的总统亲信之一。他成为总统日程秘书，因而处于安排总统接见事务的核心位置。其他杜鲁门的同僚可能显得不熟悉华盛顿环境或不适合在那里工作；相比之下，康纳利被认为是一名能干的助手。杜鲁门谈及自己对昔日下属的权威时，也体现出对他的信任。有人提议让埃迪·麦金回家时，据说杜鲁门提醒康纳利，麦金曾是他所在炮兵连的一名中士，还补充说自己可以再处分他一次。这段回忆将总统的军旅往事与他在政治关系中延续的指挥风格联系起来。

康纳利与杜鲁门的接近既体现在私人关系上，也体现在实际工作中。1948年选举当天清晨，他是少数几位在穆赫勒巴赫酒店顶层套房内的杜鲁门竞选总部醒着的人之一。经过艰难的一夜，房间里一片凌乱，电话铃声不断，屋里的人几乎只靠咖啡和香烟支撑着工作。杜鲁门到来时看上去精神饱满，并询问进展如何。然而，康纳利和总部里的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杜鲁门那晚去了哪里。他身处竞选核心，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每一项未明情况；这一幕展现了一名助手在仓促运作的团队中工作，即使是核心圈成员，也可能无法获知关键消息。

康纳利的服务延续到政府的政治事务中。1948年大选之后，杜鲁门任命比尔·博伊尔领导民主党，而康纳利仍是总统工作人员的一员。他也卷入了围绕哈里·沃恩安排礼物的争议，但相关叙述并未指控他有不当行为。一家芝加哥香水制造商送给康纳利一台冰柜，也送给几位其他官员和同僚。此事曝光后，人们更加担忧沃恩所送人情背后的判断与得体问题。现有材料指出了礼物及其引发的更广泛争议，却没有说康纳利留下了冰柜或有任何不当行为。

杜鲁门为康纳利辩护

1960年5月，康纳利开始因逃税服刑。杜鲁门认为他是无辜的，也认为他成了共和党报复行动的目标。杜鲁门帮助筹集康纳利的法律费用，使这段关系超越了昔日同僚间通常的责任。对杜鲁门而言，这起案件既关系到他对康纳利的判断，也关系到他坚持认为，不应让一位受信任的雇员独自面对他眼中的不公正待遇。

杜鲁门直接向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F·肯尼迪提出申诉，请求赦免康纳利并恢复他的全部权利。肯尼迪答复说他正在研究此案，但最初的请求之后并无行动。杜鲁门再次致信，补充了更多背景；肯尼迪又一次承诺亲自关注此事。到1962年初，杜鲁门的耐心已耗尽，他用手写信件直截了当地要求：“马特·康纳利受到了虐待和不公正对待，正如我在第一封信中告诉你的那样。我要他得到赦免，并恢复他的全部权利。”杜鲁门警告说，如果肯尼迪以为他乐于看着自己最优秀的雇员之一遭受虐待，那他就错了；杜鲁门敦促肯尼迪做正确的事，给予康纳利完全赦免。

1962年11月，约翰·F·肯尼迪赦免了康纳利。杜鲁门致信总统表示感谢。赦免并未抹去定罪，也没有抹去此前多年的冲突，但它使为康纳利恢复权利而开展的争取行动有了结果。纵观康纳利的职业生涯——从竞选列车和白宫，到监狱以及争取行政宽赦——他与杜鲁门之间最鲜明的纽带，是持久的政治服务关系与私人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