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艾奇逊

迪安·艾奇逊是哈里·S·杜鲁门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顾问，并从第二任期开始担任国务卿。他协助制定对欧援助、氢弹和朝鲜半岛战场相关决策，同时为杜鲁门解读世界局势，并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他们的工作关系逐渐发展为亲密友谊，这份友谊延续至杜鲁门卸任之后，影响了杜鲁门卸任后的写作，直到艾奇逊去世才告终。

任命及其在政府中的地位

乔治·C·马歇尔希望退休时，杜鲁门选择艾奇逊接任国务卿。感恩节刚过不久，杜鲁门在布莱尔府邸私下向他提出任命。艾奇逊一时说不出话来，并表示自己没有能力胜任这个职位。杜鲁门回答说，他也可以这样评价自己，或者任何人；关键在于艾奇逊是否愿意做好这份工作。这番对话体现了两人关系中的直率——杜鲁门没有假装任务轻而易举，而是请他承担职责，而不是要求他声称自己精通此道。

艾奇逊在内阁中的地位格外显要。他主管美国国务院及其两万两千名雇员，但他的职责远不止行政管理。他是杜鲁门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常设渠道——汇报并解读各地局势，代表美国谈判，并就外交政策代表总统发言。杜鲁门没有像伍德罗·威尔逊的爱德华·豪斯上校或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哈里·霍普金斯那样，另设一位内部顾问或国际事务调解人。相反，他希望与艾奇逊保持清晰、直接的联系。叙述强调，他们的关系畅通无阻。

艾奇逊的影响力部分来自他能够把范围广泛的危机转化为一套政策论据，提交总统和国会审议。1947年2月，杜鲁门要求他在下一个星期一之前提交报告。艾奇逊、查尔斯·E·博伦和其他人整个周末都在旧国务院大楼工作，当时那里堆满了打包箱，因为美国国务院即将迁往雾谷。随后，马歇尔和艾奇逊敦促立即援助希腊，并在较小程度上援助土耳其。仅1947年剩余时间内，拟提供给希腊的援助就达两亿五千万美元。

那年5月初，杜鲁门派艾奇逊代替自己前往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三角洲州立师范学院演讲。艾奇逊发出了杜鲁门希望传达的警讯——欧洲需要财政援助，但目的不只是救济。复苏需要重振工业、农业和贸易。前一个冬天，欧洲几乎陷入灾难，生存的余地十分有限。最终形成的计划不能归功于某一位作者。乔治·F·凯南、博伦、艾奇逊、威尔·克莱顿等人都作出了贡献；马歇尔赞扬凯南的工作，克拉克·克利福德则强调艾奇逊的作用。克利福德本人也全程参与，因此，人们熟悉的“马歇尔计划”这一简称，不如其背后的协作历程准确。艾奇逊后来形容，那是他们“亲历创世”的时刻。

政策工作与制度判断

艾奇逊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意见会自动转化为决定，也不意味着政策只从一个办公室产生。叙述将重大决策呈现为职责各异的官员共同磋商的结果。例如，原子能临时委员会是一个完全由文职人员组成、保密程度极高的咨询机构，由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在国防研究、海军、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有经验的科学家及官员。史汀生强调，委员会可以提供建议，却无权作出决定——向总统建议采取何种方针，责任仍由他一人承担。

围绕氢弹的辩论显示，随着议题在不同机构和阶段之间推进，艾奇逊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11月9日，一个咨询委员会一致建议不要研制超级炸弹；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也提出了赞同该建议的意见，其表决结果为三比二。次日，杜鲁门任命艾奇逊、路易斯·A·约翰逊和戴维·利连索尔组成一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后来称为氢弹特别委员会，负责就是否继续推进以及是否公开此事提供建议。1950年1月31日，该委员会在旧国务院大楼216室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艾奇逊主持会议。他认定研制工作应当继续后，便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声明草案。整个过程并非简单延续第一个委员会的建议，而是经过进一步审议，由艾奇逊协助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艾奇逊的政治判断也有其个人层面。当记者在阿尔杰·希斯被定罪后追问此事时，艾奇逊并没有与这位朋友断绝关系。他此前已在任命确认听证会上承认希斯是自己的朋友，并表示友谊并非可以轻易建立或轻易断绝。艾奇逊公开表示，无论上诉结果如何，他都不会背弃希斯。这一表态使他陷入政治争议，尤其是在华盛顿的猜疑和指控不断加剧之际。

朝鲜半岛战场与军事权力之争

朝鲜对韩国发动进攻时，艾奇逊协助主导政府的最初决策。杜鲁门后来决定，由艾奇逊主持会议并提出即时应对措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应尽快向韩国运送武器和补给；美国平民应在空中掩护下撤离；第七舰队则应从菲律宾调往台湾海峡执行警戒任务。艾奇逊所做的不只是传达军事建议；他还协助统筹提交总统审议的政策选择。

他也反对请求国会通过宣战决议。阿弗雷尔·哈里曼敦促杜鲁门趁公众支持仍然强劲时寻求通过决议。艾奇逊认为此举没有必要，也不明智，并主张总统应依靠其宪法赋予的三军统帅权。他承认，获得国会批准本身并无害处，但担心争取批准的过程会造成损害。这场分歧凸显了增强政治支持与维护总统迅速采取行动的能力之间的张力。

随着战争愈发危险，艾奇逊参与了有关如何处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磋商。1951年4月6日，杜鲁门与马歇尔、奥马尔·布莱德利、艾奇逊和哈里曼会面。他没有先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询问应该怎么办。马歇尔主张谨慎，艾奇逊则赞同问题不仅在于采取什么行动，也在于如何行动。之后在布莱尔府邸举行的会议上，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利和哈里曼一致认为应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杜鲁门听取了他们每个人的意见后才发言，随后让布莱德利准备必要文件。此前，尽管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怒，他仍选择以克制的斥责代替解职。艾奇逊支持传达的训令提醒麦克阿瑟，12月6日的命令要求公开发言须先经华盛顿批准。因此，他们的建议伴随着政策从克制逐渐转向明确维护文官权威。

艾奇逊本人也成为约瑟夫·麦卡锡的攻击目标。麦卡锡在一场将近三小时的参议院演说中，指控艾奇逊和马歇尔参与共产主义阴谋，并将中国政策和朝鲜战争归咎于他们。演说是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议事厅中继续进行的，但这些指控加剧了本书所说的有毒政治氛围。艾奇逊地位显赫，既是政策的核心制定者，也是引人注目的攻击对象。

友谊、建言与遗产

艾奇逊不仅了解政策细节，也洞悉杜鲁门周围的政治形势。1952年3月杰斐逊—杰克逊日宴会前，艾丽丝·艾奇逊询问总统是否可能在演说中透露自己的打算。艾奇逊判断，杜鲁门宣布不再竞选还为时过早；若宣布参选，则会令宴会上许多人失望。他的判断表明，他关注的不只是政府事务，也留意时机、期待，以及公开露面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杜鲁门卸任时，杜鲁门夫妇的告别午餐会在艾奇逊夫妇家中举行。数百人聚集在这座红砖房屋外，在杜鲁门抵达时欢呼。后来，朋友、参议员、内阁成员、大法官、将军和大使挤在火车上与他握手。有人问起杜鲁门时，艾奇逊称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并说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杜鲁门则赞扬艾奇逊在团结自由世界、坚定其决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他列为美国最杰出的国务卿之一，并称赞他冷静而勇敢、判断稳健。

杜鲁门回到独立城后，两人的联系更加深厚。他怀念与艾奇逊相处的时光和思想上的启发，两人的通信也日益频繁。杜鲁门写信时直抒胸臆，并承认自己有时写信只是为了收到回信。艾奇逊也成为杜鲁门回忆录一位要求严格的读者。他建议杜鲁门着重写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而不是罗列来访者及各项活动，因为那些内容并不能让人了解多少关于他本人的情况；他还建议杜鲁门把一句贬低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换成更能体现杜鲁门支持职业文官队伍的措辞。这些批评既务实又出于私人关怀——艾奇逊希望这本书更准确地呈现杜鲁门，而不只是润饰文字。

艾奇逊继续直接向杜鲁门提供建议。在一封谈及未来数周的信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注意事项，借助两人友谊所带来的信任坦率进言。杜鲁门回信说，他努力从那次谈话和来信中受益，并感谢艾奇逊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和可靠的支持者。艾奇逊还凭借自己在耶鲁大学董事会的职位，协助安排杜鲁门访问牛津大学，并写信给杜鲁门未来的东道主，对这位前总统作了精辟描述。因此，在白宫的正式权力移交他人之后，他们的情谊仍以政治判断、写作建议和彼此关爱为纽带延续下来。

艾奇逊于10月12日在马里兰州桑迪斯普林的农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贝丝·杜鲁门获知消息时表示，杜鲁门一定会深受打击。这一反应证实，他们的联系早已超越了正式的工作伙伴关系——艾奇逊不只是曾帮助杜鲁门应对危机的国务卿，也是杜鲁门会在私人生活中感到失去的一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