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马尔·布拉德利

布拉德利将军短暂出现在哈里·S·杜鲁门就任总统后头几周的叙述中；当时局势极不明朗，他与杜鲁门在一起。他是来自密苏里州的同乡，一位杜鲁门新近结识的军事领袖，也是观察杜鲁门行事风格的重要见证人——布拉德利认为总统思路清楚、态度果决，但这一幕也没有说明杜鲁门对新武器的想法究竟已经有多确定。

在柏林初次会面

7月20日星期五，杜鲁门邀请艾森豪威尔和布拉德利将军共进午餐。布拉德利此前从未见过杜鲁门。根据布拉德利后来的叙述，两人的谈话围绕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以及可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展开。这次会面让一位高级军官得以近距离接触一项无法与预期战争代价分开考虑的决策，但叙述谨慎地说明了布拉德利本人所起的作用——两位将军都没有被征询意见。

布拉德利的第一印象是正面的。他形容杜鲁门“直率、不矫饰、思路清晰而果断”。在布拉德利看来，总统似乎已经决定使用这种新武器。这个印象意义重大，但并未被当作杜鲁门已经作出确定决定的证据。叙述将布拉德利的判断与杜鲁门的沉默并置——如果杜鲁门相信原子弹会带来速胜，当时本可说出来，但他并没有说。因此，布拉德利感受到的笃定与杜鲁门表现出的缄默，仍然相互矛盾。

艾森豪威尔确实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日本已经战败，并主张美国不应成为第一个使用如此可怕武器的国家。布拉德利的叙述由此记录了两位将军立场鲜明的对比，同时也保留了这场交流的局限——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杜鲁门并未邀请他或布拉德利提供建议。布拉德利观察到总统似乎心意已决，却没有声称这顿午餐揭示了杜鲁门究竟会作出什么决定。

升旗仪式

午餐后，布拉德利将军陪同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前往柏林的美国占领区。他们参加了一场升旗仪式，升起的旗帜曾于珍珠港遇袭当天飘扬在美国国会所在地上空。这个场合将美国参战之初的象征，与美国在战败对手首都的一次公开亮相联系起来。乔治·巴顿将军也在场，他穿着骑马靴、马裤，戴着一顶四星头盔，格外引人注目；杜鲁门数出他制服上的二十八颗星。

杜鲁门在烈日下一个铺着鹅卵石的小广场上脱稿演讲。他在演说中强调，胜利并非攫取领土的机会，而是维护和平与普遍繁荣的承诺。他表示，美国既不谋求领土，也不觊觎经济利益，并反复强调和平与繁荣。叙述描写了他强调这些话时那熟悉的动作——他把双手从外套口袋里抽出，一起向空中挥动。布拉德利在场，因而也是这场仪式的见证者之一，但现有材料没有记载他对演说另作评价。

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帮助

从仪式返回途中，杜鲁门出乎意料地转向艾森豪威尔，提出愿意帮他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并明确提到帮助他在1948年当选总统。布拉德利记得自己努力绷住表情。艾森豪威尔大为震惊，回答说，无论杜鲁门的对手是谁，都不会是他。这番交谈让当天的气氛从军事战略与公开纪念，转向一项关于美国政治未来、不同寻常而又十分私人的提议。

布拉德利的回忆为这一时刻提供了独特视角。他并非杜鲁门提议帮助的对象，却离得足够近，亲眼看到艾森豪威尔的惊讶，也记住了当时略显尴尬的幽默。总统愿意帮助一位可能的继任者，这也与萦绕在午餐谈话中的未决问题形成对照——杜鲁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下定决心使用原子弹。布拉德利的叙述同时呈现了一位在战争问题上显得果断、又愿意善待潜在政治对手的总统，却没有把这两种印象说成杜鲁门最终决定已定的确凿证据。

叙事作用与局限

在这段叙述中，布拉德利将军的身份是参与者和事后回忆者，而非政策决策的主角。他与杜鲁门的初次会面提供了一份仿佛形成于当时的个人印象；他后来的回忆则保留了午餐谈话、总统表现出的倾向，以及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帮助等细节。这些观察让政治与军事场景显得更具人情尺度，但不能证明杜鲁门在午餐时已作出最终决定，也不能证明布拉德利曾向他提出建议。

这一差别关系到这段事件的叙述方式。布拉德利的印象暗示杜鲁门已经拿定主意，但叙述指出总统并未明言，并将他当时实际作出决定的程度视为未定。因此，叙述把布拉德利的证词作为一次后果重大的不完整交流中的一种视角。布拉德利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他曾参与一项有记录的政策干预，不如说在于他所见的情景——杜鲁门身处柏林的军事领袖之间，在审慎权衡、仪式活动与向艾森豪威尔作出意外表示之间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