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O·道格拉斯
杜鲁门威廉·O·道格拉斯在这段叙述中占据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双重位置——他两度被视为副总统人选,却始终留在最高法院,并最终成为制衡哈里·S·杜鲁门总统权力的大法官之一。他的政治候选人身份出现在有关党内团结与胜选可能性的权衡之中;而他的司法角色,则使他与曾希望他加入竞选搭档的总统发生了直接冲突。
身份与公众角色
道格拉斯当时是最高法院在任大法官;在这里所述的政治讨论中,他也是一位可能的竞选搭档,其吸引力部分来自年轻以及自由派资历。1944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圈子曾考虑让他与其他人选一道取代亨利·华莱士。四年后,杜鲁门亲自属意由他获得民主党副总统提名。但两次努力都未能促使道格拉斯离开最高法院——1948年,他明确拒绝了邀请,因为希望继续担任大法官。
有关道格拉斯的记述,与其说持续描写他的私生活,不如说着重呈现他人如何看待他的政治价值。罗斯福眼中的道格拉斯年轻、有活力,是一位自由派,带着几分童子军般的气质,也颇有兴致地打扑克。后来,杜鲁门的顾问认为他是有力的民权人选,也适合为竞选搭档提供地域平衡。这些描述属于不同的政治时刻,但在两种情形下,道格拉斯都是作为潜在的总统竞选搭档人选受到考虑,而非主动竞选这一职位的政客。
1944年的副总统人选猜测
关于是否换掉华莱士的讨论,早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便已开始。1944年1月,也就是大会召开约六个月前,罗斯福讨论了是否应该撤换华莱士,并考虑了几位可能的继任者。杜鲁门也在其中,但他没有参与这些谈话;公开场合中,他表示塞缪尔·雷伯恩会是最合适的提名人选。与此同时,罗斯福并未明确表示自己属意谁,党内领袖因此继续讨论其他人选,而总统则没有表明自己的打算。
在后来一次白宫会面中,道格拉斯成为讨论的显著人选。晚餐后,在总统官邸蓝色椭圆书房里,罗斯福提出了他这个新的人选。道格拉斯当时四十六岁,与年长的竞争者相比显得年轻而精力充沛;罗斯福认为,他的自由派立场、少年般的公众形象和打扑克的爱好会吸引选民。这一提议让在场的政治领袖颇感意外,因为他们此前并未认真考虑过道格拉斯。但提议没能说服他们——众人反应冷淡,没有人比起华莱士更希望提名道格拉斯。
这场讨论也说明,候选人的选择不仅受热情推动,也受到人们对其弱点的判断影响。党内领袖担心几位人选可能带来的选举风险,包括他们认为南方候选人面临的地域和政治难题。在这一过程中,道格拉斯可以作为年轻的自由派人选被提出,却未能成为各方共识。讨论随后又回到杜鲁门身上。罗斯福称他有能力、忠于本届政府,而且富有政治经验;据称,众人将杜鲁门与彭德加斯特政治机器的关联搁置一旁,认为那与讨论无关。
罗斯福的真实立场仍因大会期间的运作而笼罩在迷雾中。鲍勃·汉尼根带着一封写有较晚日期的信,夹在一本《国家地理》杂志中;信中说,罗斯福很乐意与道格拉斯或杜鲁门搭档,并认为两人中的任何一位都能增强竞选阵容。对于两个人名最初是否以相反顺序列出,以及汉尼根是否调换了顺序、借此暗示杜鲁门是罗斯福属意的人选,各方说法不一。格雷丝·塔利称名字被调换过;汉尼根后来否认此事。最初的打字稿被丢弃,因此这一说法已无法证实或证伪;而留存下来的手写便条和打字副本都将杜鲁门列在首位。
道格拉斯本人并未在幕后经营自己的候选人身份。大会那封信见诸报端时,他正在俄勒冈州的沃洛瓦山脉徒步旅行,没有人告诉他自己正被列入考虑。因此,他突然成为副总统人选猜测的对象,是罗斯福与党内领袖权衡的结果,而非他主动发起竞选的产物。
杜鲁门1948年的选择与道格拉斯的拒绝
四年后,杜鲁门再次将道格拉斯视为可能的竞选搭档。民主党人聚集在费城之际,正担心11月选举失利和党内联盟分裂;克拉克·克利福德传话说,杜鲁门已打电话给当时正在俄勒冈州沃洛瓦山脉度假的道格拉斯。杜鲁门的选择有其策略考量——道格拉斯年轻、支持民权,是新政支持者,而且能为竞选搭档带来地域平衡。
克利福德后来解释说,当时的直接目标只是确保杜鲁门再次获得提名。他和其他人认为,经过四年执政后拒绝提名现任总统,将是对杜鲁门难以容忍的否定;尽管在当时,他们并不相信获得提名就意味着很可能赢得选举。因此,道格拉斯可能加入竞选搭档一事,源自一场焦虑地维系党内团结的努力,而不是一场胜券在握的竞选。
道格拉斯请求时间考虑,最终还是拒绝了。他告诉杜鲁门,自己希望留在最高法院。亲自支持他的杜鲁门对这一决定深感失望,并对幕僚说:“我为了道格拉斯把脖子都豁出去了,他却把我脚下的树枝砍掉了。”另有报道称,道格拉斯曾对别人说,他不想当一个“二号人物中的二号人物”,这为事件增添了几分尖锐意味;但这只是转述的话,并非经证实的拒绝理由。道格拉斯告诉杜鲁门的明确理由,是希望留在最高法院。
司法冲突及其后续
道格拉斯的拒绝并未终结他对杜鲁门总统任期的重要性。1952年6月2日,他加入六位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派,裁定杜鲁门接管钢铁厂违宪。在一份协同意见中,道格拉斯强调,一位善意总统为了维持生产、提高工资而行使的权力,可能被继任者继承,转而用来对付工人:“今天,一位仁慈的总统运用接管权力提高工资,并维持钢铁炉的生产。然而明天,另一位总统或许会运用同样的权力阻止加薪、压制工会成员,并像工业界认为自己受到这次接管压制那样压迫劳工。”他的警告使这起案件超越了眼前的争端——他认为,临时的行政行动可能树立危险的先例。
这项裁决使杜鲁门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尤其因为法院全体成员都是由他或罗斯福任命的。裁决并未解决劳资争端。钢铁工人大罢工持续了七周,造成钢铁产量和工资前所未有的损失,并使预定的军事生产减少。这些后果发生在法院裁决之后,但道格拉斯对裁决的贡献,是提出有关总统权力界限的宪法论证,而不是直接判断最终和解条款。
后来一次社交场合表明,司法上的分歧并未妨碍道格拉斯与杜鲁门保持友好的私人交往。雨果·布莱克邀请总统和大法官们到他位于亚历山德里亚老城的家中聚会。道格拉斯记得杜鲁门起初有些暴躁,但他说,波本威士忌和开胃小点传过之后,总统转向布莱克说:“雨果,我不太喜欢你的法律,不过,老天,这波本威士忌真不错。”这一幕让法律上的分歧与平常的融洽并置——道格拉斯拒绝了杜鲁门提出的政治合作邀请,后来又帮助限制他的权力,却仍然出现在最高法院与总统府的社交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