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罗森曼

塞缪尔·罗森曼是一名演讲稿撰稿人和顾问，其工作贯穿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哈里·S·杜鲁门两届总统任期。他曾在权力交接和危机时刻协助准备演说，但他并非只是起草稿件——他曾敦促杜鲁门重新考虑一项重要任命，也曾反对应对铁路罢工的一项拟议方案。他的任职经历既体现了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所依靠的延续性，也展现了杜鲁门身边的顾问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

罗斯福的顾问与秘密计划

罗森曼一直是罗斯福的坚定顾问，也为他撰写过许多演说。1945年3月1日，罗斯福在众议院议事厅汇报雅尔塔会议情况时，罗森曼是坐在一旁聆听的小群体成员之一。叙述将罗森曼与高级官员和顾问并列，指出他是知晓那项重大秘密的人之一，而副总统杜鲁门对此并不知情。这项秘密就是曼哈顿计划——调查人员发现了一笔以该名称列支、无法解释的开支，而杜鲁门提出疑问时，只得到有限的说明。罗森曼身为知情者之一，凸显了战时小圈子掌握的信息与被排除在外的副总统之间的差别。

罗森曼作为演讲稿撰稿人的工作延续到了权力交接期间。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4月16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从纽约州海德公园返回的火车上准备的，罗森曼和詹姆斯·F·伯恩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篇演说是杜鲁门首次面对国会、新闻界和全国广播听众所接受的重要考验。不过，演说的结尾出自杜鲁门本人——他以祈求获得一颗通达之心的祷告作结，并称自己是人民的仆人。演说由众人合作准备，而个人化的结尾出自杜鲁门，这一区别十分重要——罗森曼协助塑造了新总统面向公众的演说，但赋予演说鲜明基调的那番话则来自杜鲁门。

留任为杜鲁门效力

与罗斯福幕僚中的几名成员一样，罗森曼起初也表示会一有机会就离职。杜鲁门请他留下，他接受了请求。他的决定使新总统得以倚重一位经验丰富的顾问；此人熟悉白宫，也曾协助塑造罗斯福面向公众的表达方式。因此，罗森曼是帮助杜鲁门应对仓促权力交接的幕僚延续力量之一，并非在交接结束后才出现的局外评论者。

这种延续性并不意味着不加批评地支持杜鲁门。杜鲁门决定任命伯恩斯为国务卿时，罗森曼警告他这是个错误。他认为杜鲁门对伯恩斯的评价过于正面，并提醒总统可能会后悔这项任命。这番警告直接而坦率，源于罗森曼本人对伯恩斯的不信任，也源于他认为这位参议员表面和蔼可亲，实则更为自利的判断。杜鲁门仍然作出了这项任命，这说明一位受信任的顾问虽曾坦率进言，却未能改变决定。

铁路罢工演说

1946年铁路大罢工期间，杜鲁门一时愤怒，在一本小型横格记事本上写下了七页草稿。草稿威胁要动用总统权力对付罢工者，还提出将他们征召入伍的想法。这不是杜鲁门打算发表的演说，而是罢工危机期间积压怒火的一种宣泄。查理·罗斯读过草稿后告诉杜鲁门，这样不行。随后罗森曼受召前来，与罗斯、约翰·斯奈德、杜鲁门和克拉克·克利福德共同准备了一篇替代演说。应杜鲁门要求，主要起草工作由克利福德承担。

罗森曼反对征召铁路工人的计划。他通宵工作，参与起草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与此同时，托马斯·C·克拉克已将法律上的反对意见写成书面文件，伯恩斯也反对这项提议。尽管如此，杜鲁门仍决意推进。分歧不只是演说该如何措辞的问题——拟议行动引发了关于总统权限和《征兵法》适用限度的问题，罗森曼既反对这项政策，也协助准备向公众阐明立场的材料。

起草工作是在极其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展开的。星期六，在与工会领导人的谈判仍在继续时，罗森曼和克利福德进入内阁会议室，写下三四页备选稿。演说几乎已经准备就绪，但有关协议可能即将达成的报告不断改变杜鲁门可能需要发表的内容。下午3时35分，谈判仍未解决；克利福德拿着新写的几页稿子，跑去赶上正驶往美国国会大厦的总统座车。这件事表明，罗森曼参与的并非一篇已经定稿的演说，而是根据最后时刻谈判结果尚不明朗的情况拟定的备选稿。

建言与合作

罗森曼为杜鲁门所做的工作，兼具对政府运作的熟悉与参与紧急决策的实践经验。他曾协助为罗斯福撰写演说，杜鲁门请他留下时他也选择留任；他实质性地参与了新总统首次向国会发表的演说，后来又协助准备多个版本的罢工演说。与此同时，他对国务卿任命提出警告、反对征召工人入伍，也说明任职并未消除分歧。他在这段经历中的定位由双重职责所构成——一位经验丰富的演讲稿撰稿人，帮助新政府发声；也是一位敢于在认为决定有误时直言相告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