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被描绘为一位备受赞誉的将军和可能的总统继任者，同时也是一位愿意对重大战略选择提出质疑的军事顾问。他与哈里·S·杜鲁门的交往，既体现出两人之间轻松亲切的私人情谊，也显露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影响力的限度——杜鲁门会听取军事意见，但现有材料并未表明他采纳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关于原子弹或美国驻欧部队部署的看法。

公众地位与杜鲁门的赏识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凯旋归抵首都后，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杜鲁门在美国总统官邸为他举办了一场男士晚宴，与会者认为晚宴十分成功。杜鲁门在写给贝丝·杜鲁门的信中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个好人，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当时有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可能竞选总统的议论四起，杜鲁门表示，这种可能性他完全可以接受；他甚至表示，如果可以，自己愿意立即交出总统职位。

这种欢迎既出于私人情谊，也出于政治考量。晚宴和杜鲁门的赞扬表明，在杜鲁门眼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声望并未使他成为竞争对手。杜鲁门可以将他视为一位地位足以引发总统人选猜测的全国性人物，同时仍以毫无保留的热情谈论他。两人在1948年选举问题上的后续谈话，尤其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兼具赏识与亲近的态度。

关于原子弹的意见

在杜鲁门与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共进白宫午餐时，谈话转向太平洋战场战略以及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杜鲁门并未向两位将军征询意见，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主动表示反对使用这种武器。他认为日本已经战败；此前，他也曾对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表示，希望美国不要率先使用如此可怕的武器。

这段记述区分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初步反应与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他后来承认，自己的反对出于个人判断，并非基于对问题的审查。这一限定并未抹去他的异议，却界定了异议的范围——材料将他呈现为提出道德和直觉层面的反对，而不是提出一套充分论证的替代方案。刚刚与杜鲁门会面的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离开时，认为总统已经拿定了主意。因此，这一幕既展现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愿意表达不同意见，也说明他的建议能产生多大影响并不确定。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告诫杜鲁门，不要敦促苏联对日参战。同时，他承认了这一问题背后的严峻战略限制——除非在苏联红军抵达之前击败日本，否则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苏联红军卷入冲突。杜鲁门后来回忆说，美国人当时希望苏联参战，但又补充说，如果他们知道原子弹将造成什么后果，这一盘算就会改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因而属于一个胜利时机、苏联介入与新式武器仍相互交织、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欧洲与承诺问题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判断也进入了关于美国驻欧部队的辩论。杜鲁门考虑是否依照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协议，从苏占区撤出部队时，有人告诉他，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认为让美国部队继续留在那里并不明智。这一警告同时面临另一种顾虑——杜鲁门的顾问认为，拖延撤军会被俄罗斯人误解。杜鲁门选择遵守协议并下令撤军，相信美国恪守信用或许能促使苏联也履行自身义务，作为回报。

这一事件表明，在这项影响重大的外交抉择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受到咨询的高级军方人士之一；但它并不能证明政策由他主导，或杜鲁门采纳了他的看法。相反，这件事展现了围绕该决定的种种考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据报主张避免美国长期驻扎在苏占区；杜鲁门的选择则受到他对战时协议的承诺，以及他希望遵守协议能够维系合作的愿望所影响。两人之间的分歧，是更广泛政策难题中的判断差异，而非私人关系破裂。

总统职位与两人的关系

两人之间的亲近，在柏林的一场仪式结束后表现得最为明显。返程途中，杜鲁门出人意料地告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会设法帮他获得任何想要的东西，尤其包括1948年的总统职位。这番话引人注目，因为它不仅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视为一位功勋卓著的指挥官，也视为一位有望在未来出任总统的人选；而且杜鲁门表示，自己会支持这种可能性。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显得十分惊讶，并回答说，他不知道杜鲁门的对手会是谁，但那个人不会是自己。他的回答既没有接受这一提议，也没有表明政治抱负；他只是直接保证，自己不会挑战杜鲁门。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回忆说，交谈发生时，他努力忍住笑意；这也表明，即使对在场的人而言，这番话同样出乎意料。这一刻使两人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平衡——杜鲁门慷慨到愿意设想把总统职位让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第一反应则是退出这场竞争。

综观这些事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既不是决定杜鲁门选择的政策制定者，也不只是用来装点总统公共生活的名人。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将军，其意见重要到足以参与有关欧洲和太平洋的讨论，尽管并非总能被采纳；他也是一位总统潜力得到公开承认的公众人物；而他对杜鲁门非同寻常的提议所作出的回应，则在没有将彼此的情谊转化为政治挑战的情况下，印证了两人之间的相互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