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博伦
杜鲁门查尔斯·E·博伦是一名口译员和外交观察者，他在波茨坦的经历使他得以近距离观察哈里·S·杜鲁门首次与约瑟夫·斯大林进行重大会晤。他帮助杜鲁门应对与苏联领导人的谈话，后来还评估了杜鲁门在谈判中的表现。博伦的证词也揭示了一个显著差距——美国与会者以为斯大林所了解的情况，与他实际上已经获知的原子弹信息并不相同。
波茨坦会议前的准备与位置
会议召开前，杜鲁门在海上度过了一周，与詹姆斯·F·伯恩斯、威廉·D·莱希和博伦一起工作；三人都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关系密切，并出席过雅尔塔会议。杜鲁门没有把这次航程当作外交活动的间歇，而是借此向他们追问事实和意见。莱希后来表示，总统整天都在向他们提问；博伦则注意到，杜鲁门“专心办正事”，很少花时间闲聊。埃弗里尔·哈里曼后来称杜鲁门“准备得惊人充分”。
因此，博伦出席波茨坦会议，并不只是担任翻译。他参与了会前准备，使新任总统得以讨论东欧、德国，以及苏联可能参加对日作战等问题。他是能够将杜鲁门的表现与从罗斯福那里继承的外交背景相比较的资深与会者之一。本书将他描写为贴近会谈的观察者，却不是决策者——判断和承诺属于杜鲁门及其他与会官员。
一次与斯大林的会议开始时，博伦站在一旁担任口译。会谈地点是杜鲁门的办公室，斯大林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口译员巴甫洛夫一同到场。杜鲁门欢迎这次久候已久的会晤机会，并谈到个人接触的重要性。伯恩斯试图聊起斯大林晚睡的习惯，杜鲁门则随意地称他为亲切的“乔叔叔”，但这些做法都没能缓和会谈气氛。博伦的职责使他处于两位领导人的言语之间；他后来的观察也记录了这些话语是以何种方式说出的。
博伦对斯大林的观察
博伦注意到，自他们此前在莫斯科与哈里·霍普金斯会面以来，斯大林的外表发生了明显变化。斯大林行动迟缓而僵硬，话很少，声音低沉，在博伦看来像个老人。相比之下，杜鲁门显得精力充沛。然而，这种体态上的反差并未揭示政治上的差别——斯大林沉静的举止几乎没有显露出他在谈判中坚持的强硬立场。
博伦对斯大林的看法并非仅仅基于这第一印象。回想起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会面，以及1945年春天他陪同霍普金斯观察斯大林的十天经历，他描绘了一位耐心、善于倾听、举止和表情都保持克制的领导人。他没有从斯大林的公众形象中看到其严酷本性的明显迹象。由此，博伦的记述区分了外国访客能够观察到的表象与斯大林举止所掩盖的内容。冷静和礼貌并不能可靠地证明坦诚或值得信任。
这一解读有助于说明，杜鲁门最初为何认为斯大林的举止可能预示着积极进展。后来一次午餐时，斯大林透露日本曾试探和平，并把佐藤的一份消息交给杜鲁门。博伦记得，这一透露给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杜鲁门将其视为一种可能的信号，表明苏联或许准备坦诚地与日本打交道。杜鲁门没有透露自己早已知道日本的试探，而是把回应留给斯大林。在博伦看来，这次交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一度似乎为合作提供了证据，而会议其他时候则充满猜疑和分歧。
谈判、判断与局限
博伦对杜鲁门在波茨坦表现的评价明显偏向肯定，但这并非因为谈判达成了广泛共识。杜鲁门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进展，推动波兰及东欧其他地区举行自由选举，并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在对日问题上的承诺，是杜鲁门唯一可以认为取得成功的主要事项；至于其他问题，斯大林则拒绝达成可能威胁苏联在红军驻扎地区控制权的协议。杜鲁门几乎没能说动他。
博伦考虑过罗斯福是否可能取得更多成果，并认为罗斯福很可能会更加失败。博伦相信，罗斯福个人投入于早先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当他面对斯大林的抵制时，这种投入可能会令他更加愤怒。博伦判断，杜鲁门并未在辩论中落败，也没有显得愚蠢或消息闭塞。在博伦看来，阻碍谈判的主要原因并非杜鲁门缺乏经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几乎没有留下回旋余地。这一区别很重要。会议可以证明总统有能力，却未必能带来他所寻求的协议。
原子弹消息的透露
博伦观察到的最重要一幕，是杜鲁门漫不经心地告诉斯大林，美国拥有一种威力异乎寻常的新武器。杜鲁门没有说出原子弹的名称，没有解释它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也没有提出分享科学信息。斯大林只是说，希望这种武器能在对日作战中得到善用。博伦从房间另一侧观察，觉得斯大林的回应如此随意，以至于怀疑杜鲁门是否已经把话说清楚。
其他观察者也得出了相似结论。温斯顿·丘吉尔观察斯大林的表情，认为如果斯大林理解世界事务正在发生的变革，他的反应本应更加明显。伯恩斯同样认为斯大林没有领会这一发现，并料想他会要求了解更多情况。斯大林始终没有提出要求。然而，这一幕表面上的含义并不正确——苏联的核研究早在1942年就已开始，克劳斯·富克斯一直在向苏联提供原子弹机密。斯大林听懂了杜鲁门的话，随后敦促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加快苏联的相关计划。
博伦所处的位置使这一事件格外耐人寻味。他离得足够近，能够判断斯大林在场时的反应，但他观察到的表情无法透露斯大林已经掌握的情报。他的记述既记录了美国人的不确定，也揭示了把克制的反应误认为无知所带来的危险。由此，博伦的证词为波茨坦的场景呈现了两个层面——与会者以为自己看到了什么，以及后来的信息表明，斯大林镇定的表象之下实际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