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卡斯特里

利奥·卡斯特里在安迪·沃霍尔的日记中反复出现，是一位艺术商和职业伙伴，与沃霍尔的生意往来涉及委托创作、展览，以及单件作品的出售和替换。日记并未连续讲述两人关系的历史，而是通过一次次工作场合的接触来展现——一次拍摄电视节目的宝马示范未能成功、拍卖结果、一场回顾展和一则计划中的广告，以及多年后对批评和竞争画廊的担忧。这些记录具体呈现了卡斯特里的重要性——他参与了影响沃霍尔作品的交易，也影响了沃霍尔对其本人不断变化的看法。

宝马项目与公众形象

1978年4月12日，电视摄制组来到现场，拍摄沃霍尔为一辆宝马汽车模型作画；他原本打算稍后再画真正的汽车。示范一开始就出了岔子。沃霍尔原计划使用带有花卉图案的滚筒和粉色、黑色颜料，但克里斯·马科斯说服他改用黄色和黑色。亮面颜料在模型表面滑动，无法附着。沃霍尔甚至把颜料滚到了维克多·博克里斯身上，最后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卡斯特里过来时，沃霍尔在日记中记下，他看到这一团糟时差点恶心起来。这一幕显示，卡斯特里既接近作品本身，也参与其公开呈现；但它同时表明，预先设想的艺术创作形象，几乎无法控制混乱难料的材料过程。

几周后，卡斯特里带来了一个更可行的前景。他告诉沃霍尔，宝马将推出一款新车，不会采用为旧款车型设计的方案，但公司希望沃霍尔于6月12日前往巴黎，为新车作画。因此，示范失败并未使项目终止——车型设计发生变化，使第一版方案过时，但新的委托仍有可能实现。卡斯特里的说法把实际挫折与新的机会联系起来，而日记也保留了光鲜前景与混乱的首次尝试之间的落差。

销售、委托与作品价值

日记记录了卡斯特里身处沃霍尔绘画市场之中的情形。在一次聚会上，彼得·布兰特说，他很高兴自己已经卖掉所有挂出来出售的沃霍尔画作。接着，卡斯特里告诉沃霍尔，德·梅尼尔家族在拍卖会上买下了这些作品——弗朗索瓦以9.5万美元买下一幅《金宝汤罐头》，德·梅尼尔夫人以10万美元买下一幅《灾难》，菲莉帕则以7.5万美元买下一幅《葬礼》。沃霍尔因画作售出而松了口气。在同一段记述中，他猜想买家是否正在避开拍卖，因为拍卖没有让人赚取大笔利润的机会。这些数字不仅是价格，也表明作品在沃霍尔认为前景不明的市场中找到了买家。

卡斯特里的影响也延伸到沃霍尔作品的展示和传播。1981年12月，沃霍尔正在为《艺术论坛》准备一页折叠版面，考虑了几种方案后，决定采用美元符号，并记下卡斯特里已经为此刊登了广告。同一篇日记还记下一件不太令人愉快的事——卡斯特里打电话说，劳拉的肖像确实已经毁坏。沃霍尔拒绝免费提供替代品，坚持要求对方付费重画一幅肖像。日记近距离呈现了两人职业交往中的实际规则——广告可以扩大作品的传播，而肖像受损则直接引出责任和赔偿问题。

展览与私人交往

1981年11月，卡斯特里打电话询问沃霍尔何时会去卡斯特里画廊；沃霍尔版画回顾展即将在那里开幕。卡斯特里想给沃霍尔看一张汉斯·纳穆特拍摄的他的照片，沃霍尔觉得照片很美。尽管如此，沃霍尔还是讨厌这场展览。这种反差颇能说明问题——照片令他欣喜，但回顾展本身却迫使他面对那些令他难以观看的旧作。他的反应属于他本人对展览的记述，并非日记把某种评价归于卡斯特里；卡斯特里在这一幕中的作用，是带他去画廊并给他看照片。

卡斯特里的员工还在奥德翁餐厅为他安排了一场惊喜午餐；原定与科赫市长共进的午餐取消后，他们便组织了这次聚会。沃霍尔前去参加，并送给卡斯特里一条内裤和一块饰有美元符号的手帕。他记下卡斯特里很喜欢这些礼物，而其他人都没有带礼物。诙谐的礼物之外，还有一则更重要的社交消息——沃霍尔随身带着几本《访谈》杂志，但有人劝他收起来，因为那一期刊有对卡斯特里的女友劳拉·德·科佩的采访。据沃霍尔听说，卡斯特里的妻子托妮看到了这篇采访，勃然大怒，撕掉了他的罗马机票，让他多留在城里一天。日记将这件事作为转述的谈话记录下来，但这一插曲表明，杂志内容可能会波及卡斯特里的私人生活，并影响他的行程。

批评与竞争画廊的威胁

到1985年初，沃霍尔对卡斯特里判断力的信心变得不那么稳固。弗雷德·休斯告诉他，卡斯特里在《今日美国》的一篇报道中说了他的坏话。弗雷德询问卡斯特里画廊的员工，卡斯特里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对方回答说会调查。同一次谈话还带来了消息——劳森伯格已离开卡斯特里，转投布卢姆－赫尔曼画廊。沃霍尔把卡斯特里的言论理解为他开始老糊涂的迹象。这是沃霍尔自己的解释，并非日记证实的事实；它既传达出他听闻批评后的受伤感，也体现了他试图为此寻找理由。

其他画廊可能会招揽沃霍尔，使这种紧张关系更加迫切。朱利安·施纳贝尔打电话说，阿恩·格利姆彻在佩斯画廊有空位，可以接纳沃霍尔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沃霍尔对此表达了对卡斯特里的同情——他觉得有人正试图把这两位艺术家从卡斯特里身边挖走。到了6月，他不确定该为卡斯特里的展览送什么作品。他担心自己提交的任何作品看起来都会像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而那些人做得更好，结果反倒没有人对模仿他的作品感兴趣。这种不确定感把对画廊的忠诚与更广泛的艺术相关性焦虑联系起来——卡斯特里仍是一个重要参照，但沃霍尔已不确定自己还能给他什么。

卡斯特里在日记中的位置

在这些片段中，卡斯特里既没有被塑造成单纯有权势的艺术商，也没有被简化成某种单一的个人特质。他是传达宝马新委托的人、通报拍卖购买情况的人、打电话请沃霍尔去画廊的人、为美元符号图像刊登广告的人；围绕受损作品、媒体报道和艺术家更换代理画廊的争议，也始终有他在场。日记的形式将这些角色留在一个个彼此分隔、观察敏锐的时刻中，并未把它们归结为一套定论式的关系叙述。

这种片段式的观察也保留了沃霍尔的矛盾心情。卡斯特里与委托机会和一间能够举办版画回顾展的画廊联系在一起，但到了1985年，沃霍尔因听闻受到批评而烦恼，也不确定自己的作品能否与年轻艺术家并列而不失其地位。最后的担忧并不意味着他公开宣告决裂——即使他觉得有人正试图从卡斯特里手中挖走艺术家，他仍在思考该送什么作品给卡斯特里。这些日记中卡斯特里的重要性，正在于这种持续的职业牵连；即使市场、作品和两人关系本身都引发了怀疑，这种牵连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