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基尔
安迪·沃霍尔日记理查·基尔在安迪·沃霍尔日记中的位置，体现出一种持续的错位——他的电影和名人身份使他对《访谈》杂志颇具价值，但他是否愿意参与杂志事务并不确定，而且他的举止似乎会随场合变化。一次次相会记录了沃霍尔试图将这位知名演员纳入自己交际圈的过程，也显示日记如何将公众形象与午餐、派对、放映和采访中形成的印象相互对照。
备受追捧的《访谈》杂志受访对象
1980年1月，沃霍尔在海湾西方大厦参加《访谈》杂志举办的放映会，观看了《美国舞男》。他称赞了基尔的表演，并注意到影片结尾一幕中，基尔饰演的角色把一名皮条客从阳台上扔下去，背景中挂着沃霍尔的三幅《躯干》系列海报。这些海报并非只是场景装饰——它们的出现使沃霍尔自己的作品成为影片视觉环境的一部分，将演员的银幕形象与日记所关注的艺术界和杂志界联系起来。
1980年3月，基尔也和女友西尔维尼娅一起出席了《访谈》杂志的午餐会。这场聚会汇集了来自沃霍尔社交和职业圈不同领域的人，包括瑞典来宾，以及一位不愿考虑当模特的台球选手。阿米娜是一名正在写剧本的模特，她此前反复询问基尔什么时候会到；他到场后却没有注意她，于是她转而与别人交谈。这件小事记录了基尔的吸引力，却没有把午餐会写成人人都仰慕他的简单故事——人们期待他到来，但他的出现未必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关注。
到1976年，《访谈》杂志已成为一本光鲜亮丽的刊物，其名人封面和访谈吸引着希望登上杂志的人。沃霍尔惯常的承诺也从让人出演电影，转变为让人登上杂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尔既是一位广为人知的明星，也是潜在的封面人物。即使接触他并不容易，杂志对他的兴趣仍一再出现；名人魅力与合作意愿之间的距离，也因此成为他在日记中故事的一部分。
社交场合与私人印象
在黛安·冯·芙丝汀宝举办的派对上，基尔陪同西尔维尼娅出席，尽管沃霍尔明白，他并非以独立受邀嘉宾的身份到场。沃霍尔观察到他举止像个主人，并形容他既缺乏自信，又讨人喜欢。这种复杂评价使人们对这位演员的印象更为多面；他的公众形象或许显得自信，但在沃霍尔的记述中，基尔既会摆出主人的社交姿态，也会显得局促不安。
这场派对还聚集了西尔维尼娅、基尔和一大群熟人。西尔维尼娅谈到想带基尔去参观艺术画廊，沃霍尔则留意到，她有意拓宽基尔视野，与两人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形成对照。日记将这段内容呈现为无意间听到的社交谈话，并未将其当作基尔感受的定论。其意义在于，这场聚会让两人的公开亮相与私下的不确定同时存在于同一场景之中。
1980年6月，沃霍尔再次在午餐会上遇见基尔，当时西尔维尼娅和其他来宾也在场。这与其说是正式采访，不如说是《访谈》杂志及其相关人士通过聚餐和引荐建立关系网的又一个场合。这些反复出现的社交场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沃霍尔对基尔的印象并非来自一篇人物专访，而是在观察、有关杂志的消息以及反复尝试与他接触的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银幕角色与公众形象的塑造
1982年9月，沃霍尔得知基尔登上了新一期《滚石》杂志封面，便向《访谈》杂志抱怨说，这就是基尔拒绝该杂志的原因。基尔的拒绝令他恼火，以至于影响了他对基尔作品的反应——看完《寻找古德巴先生》后，他说自己因为基尔拒绝《访谈》杂志而讨厌他，却也承认基尔在影片中的表现非常出色。这种矛盾是日记中基尔形象的核心。沃霍尔可以怨恨演员不肯接受邀约，同时仍能认可他表演的感染力。
1983年5月，沃霍尔看了《美国版筋疲力尽》，觉得由基尔出演很奇怪，还设想马特·狄龙这样的演员或许更符合影片类似詹姆斯·迪恩的气质。他认为这部电影带有一种存在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已不再显得现代，并指出影片的风格过时。这种反应不只是对基尔演技的评判；它还显示，沃霍尔在拿演员与他认为影片所唤起的文化形象及电影传统作比较。
同年7月，沃霍尔和莫拉·莫伊尼汉前往阿斯托里亚制片厂采访正在拍摄《棉花俱乐部》的基尔。他们对这场谈话感到忐忑，而采访也确实不顺利。基尔观看与自己角色相关的老电影，并从中借鉴细节；沃霍尔注意到这是他准备角色的方式。但基尔在采访中不太配合，并且对自己第一部电影的说法不准确，沃霍尔看出了这一点。他提供的唯一一段实质性个人经历，讲的是在墨西哥拍摄期间的遭遇——工作间隙，他因痢疾住院，接受静脉输液，拔掉输液管后便回去工作。这件事让沃霍尔看到了一位密切研究电影先例、却很少坦率谈及自己的演员。
拒绝、重新评估与后续相遇
《访谈》杂志仍在继续努力争取基尔。1983年5月，沃霍尔记下基尔一直没有回电，回应杂志邀请他登上封面的事，并由此断定他不是朋友。这一判断承接了此前的拒绝，也显示在沃霍尔的日记中，职业交往上的接触机会如何会被理解为私人关系的指标。这种区分并不稳定——基尔仍是杂志看重的对象，而他的沉默在沃霍尔看来却成了疏远的证据。
商业成绩进一步印证了杂志对他的兴趣。1983年10月，沃霍尔认为，尽管他觉得刊内的访谈很差，刊有理查·基尔的那一期仍是《访谈》杂志迄今销量最高的一期。他得出结论——读者想读某个人的相关内容，可能比谈话本身的质量更重要。因此，即使基尔的合作意愿正是令沃霍尔困扰的问题，他作为名人的吸引力依然存在——即便访谈令出版人失望，杂志仍能凭借他的名字和形象获益。
1983年11月的一场晚宴上，基尔和西尔维尼娅一同到场，戴着一顶小帽子并留着胡子，模仿他在《棉花俱乐部》中的造型。他抱怨报纸总是把事情报道错了，并说自己来是因为想见基思·哈林。基尔还谈到了购买艺术品。他在席间说，自己曾把一幅沃霍尔画作扔进壁炉；那幅画是让-米歇尔·巴斯奎特转交给他的，而巴斯奎特起初曾把画面当作记下基尔电话号码的地方。随后，沃霍尔承认画中描绘的材料是他自己的，不过那东西实际上来自维克多·雨果。这段故事将基尔的银幕形象、艺术品收藏，以及他与沃霍尔作品之间不拘一格的交集融为一场谈话。它也与此前基尔拒绝邀约一事引发的失望形成鲜明对照——他或许会拒绝上杂志，却仍可能经由艺术家、画作和社交场合进入沃霍尔的圈子。
1984年3月，基尔和马特·狄龙、维克·拉莫斯一起参加午餐会。让-米歇尔·巴斯奎特也加入其中，因为狄龙此前接受《访谈》杂志采访时提到了巴斯奎特的艺术。在这顿饭的大部分时间里，沃霍尔都不清楚聚会的目的，但这场会面让基尔置身于一个围绕电影与艺术交流而组织的聚会之中。在这些经历里，基尔既不是一位始终容易接近的朋友，也不只是遥远的名人。他是反复出现的人物——他的表演吸引沃霍尔，他的拒绝惹恼沃霍尔，而他一次次现身，也不断显露明星的公众形象与杂志希望接触的私人个体之间那条摇摆不定的界线。
